特朗普“视察”的地下掩体，为啥备受美国人青睐？

因为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事件的影响，全美抗议示威活动持续升级。抗议示威的中心地点之一就是美国的政治中心——位于华盛顿的白宫。

紧张局势下，现任白宫主人特朗普也无法淡定了。近日，媒体曝出，特朗普先后两次进入白宫地下掩体“暂避风头”。

去都去了，特朗普还要在Twitter上跟媒体打嘴仗，称媒体都是“假新闻”，自己只是去“视察”。因为他采纳了身边工作人员的建议，他们说：

“这将是一个去看看的好时机，因为也许有一天你会需要它。”

无论是因为白宫外面的抗议活动而吓到躲进去，还是为担心有一天形势更加恶化而提前“视察”演练，身处风口浪尖的特朗普现在只能满腹委屈，百口莫辩了。

“地下掩体”话题，其实早在新冠疫情开始蔓延的3月份，就已经成为一些美国人关注的热点了。不仅这种地下掩体业务的咨询量暴增，而且实际下单的人也不少。美国经营地下掩体的公司可能成为疫情期间难得出现业绩增长的服务产业了。

已经被病毒肆虐搞得人心惶惶的美国人，亲切地将这些地下掩体称为“末日地堡”。

在这些地下掩体的经营项目里，既有满足一人之需的小型钢制掩体，也有配备健身、桑拿、游泳池、车库等豪华配置的“别墅掩体”，更有还可以跑到人类最后的“生存之地”新西兰抢购豪华末日避难所。

看来，想要体验“末日生存”游戏的也大多只能是富人的专利，中产们即使咬牙购买，大多也只能选选这种“一人居”的经济适用地堡了，穷人们基本想都不要想了。

这场抢购地下掩体的热度能持续多久，就看美国的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了。但是一些美国人民对于“末日生存”文化的狂热则一点也不会减弱。我们不禁要问问，这些热衷地下掩体生存的粉丝的“末日情怀”到底是如何养成的？

“末日情怀”其实是深入我们人类的基因深处的。在数百万年的人类的进化历史中，不只是聪明和勇敢让我们在自然选择中胜出，同时恐惧和害怕也是我们得以生存下来的关键。

在无情的自然灾害和残酷的生存斗争里，总是有勇敢的先知为族群筚路蓝缕的开拓，但等待他们的往往是受伤和死亡，反而那些胆小鬼们能够从中受益，将自己的基因保留下来。

很不幸，我们大多数都是这些“胆小鬼”的后代。

“求生”和“避险”正是我们原始本能的底色。而这种本能也牢牢印刻在人类文明源头的各种想象和经典里。

举世闻名的“末日求生”的故事就写在西方人人都会读到的《圣 经》里。可以说，《圣 经·旧约》就是一本倡导末日文化的故事集，“诺亚方舟”和“大洪水”就是最形象生动描述“末日逃生”的教科书。

诺亚一家因为“信仰”和“善良”，而被上 帝耶和华选中，而获得了“大洪水”的预告以及建造“诺亚方舟”的资格。这一带有道德劝诫意味的故事，到了《2012》所描述的当今世界，则成了权贵和富豪们专享的权利。尽管画风变得有些奇怪，但是末日危机带给人类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

特别是从小就在《圣 经》的“末日文化”中熏陶的小朋友们，很难不在内心深处留下对“末日来临”的恐惧，如果这些小朋友长大后仍然是虔诚甚至狂热的基督徒，甚至还会对“末日来临”有些莫名的期待。

具体到美国人而言，地下掩体兴起还是直接源于二战后美苏对抗所开启的冷战时期。在那个时候最令美国婴儿潮一代记忆深刻的可能就是，在电视广播里学习如果苏联的核弹来袭，如何绝地求生的科普节目。

挖掘和制造地下掩体正是那个时候的产物。最先行动起来的自然是政府，为了保护政府高级官员，美国开始陆续建造了地下秘密堡垒系统，从白宫开始，其余分散在美国各处，其中著名的地下掩体就包括“乌鸦岩”地下基地和“气象山”地下基地，作为美国五角大楼和政府机构的临时避难所。

当时民间也纷纷效仿。人们在自家的院子或者地下室下面继续深挖，来制造一个可以生存数月的地下掩体。去年大火的《寄生虫》里，韩国富人的豪宅下面隐藏的地下室就是当时冷战时期的产物。冷战过后，除了在全美留下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下掩体，然后就是在一两代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末日危机”的记忆。现在这些人长成了美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其中一些人成了有钱有权的权贵群体。

现如今，众多地下掩体的经营项目都是商业机构将冷战时期过后政府废弃的这些军事弹药基地回收和改造而成。战争恐惧下的产物又变成了商业经营的新宠，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叹资本“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而那些掌握财富和可靠信源的少数群体，就成了这场“末日盛宴”的狂欢者。

在现实中，无论是从地理条件，还是从地缘政治，其实美国本土几乎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大陆国家了。

在现代美国的历史中，仅有的两次重大安全危机，一次就是在二战时候被日本偷袭的珍珠港，一次就是2001年的纽约世贸大楼的恐怖袭击。前面一次发生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夏威夷岛，几乎没有让当时的美国人留下多少深刻印象，只是让美国将自己的军事基地推进到了太平洋的对岸，把太平洋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后面这次恐怖袭击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平民伤亡，其真正影响在于重创了美国民众的心理，特别是世贸大楼遭袭和人们从大楼掉下的画面通过卫星广播一遍遍在全球播出，让大量美国民众认为固若金汤的美利坚也绝非终极的安全之所。

我们知道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信政府还不如信自己。这也是美国尽管枪击案不断，但是禁枪政策难以推行的根本原因。

当时间来到现在。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和各州政府在疫情防控上面的糟糕表现，这一次更加加重了美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而自救成了很多人第一时间的本能选择。

穷人囤纸巾，富人买地堡，就成为疫情期间的美国人民的生活新常态了。

地下掩体生意的火爆，本质上就是对于人们的“末日”恐慌心理的一次智商税收割。只不过这场收割的门槛较高，只能对于富人征收。在“生存本能”面前，无论财富多寡，人们的智商都会败下阵来，更何况富裕阶层有足够的财力为自己的“恐惧”购买这种昂贵的“保险”。

正如经济、金融的本质就是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预期一样，人们抢购“末日堡垒”也是一种对于未来的预期和想象。

来自本能驱使、儿时经历、历史文化记忆，以及商业的推波助澜，自然将这场“末日生存”文化变成一场集体参与的狂欢。

虽然“地下堡垒”只能是少数人的游戏，但是为这种“末日生存”准备的“末日食物”确是人人可以体验的。如果你买到这种可以存放长达几十年的压缩罐头和脱水食材，你会在包装上看到如下说明：

本产品适用于疫情流行，经济崩溃，全球性冲突（战争），大型自然灾害（比如飓风），病毒爆发，或者大停电。

而现在美国的这些应急食品早已处在卖断货的状态。即使现在还没有到买不到正常食物的地步，但恐惧已经把人们的生存本能给充分调动起来，囤积食物也就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了。

在刘慈欣的《流浪地球》的小说里，其实是有探讨这样沉重的一个问题的。当地球面对生存危机之时，以地球主人翁自居的人类该如何选择？制造尽可能多的宇宙飞船将有限的优秀人类送入太空，以寻找新的生存家园，还是改造地球，把绝大多数的人类都带离太阳系。

前一个“逃离派”的选项估计是一个正常的理性人都会同意的方案，当前我们人类精英中精英的马斯克同志就在心心念念地推动星际航行以殖民火星。而后一个“家园派”的方案则更加疯狂，只有具备上 帝视角或者全人类视角的人才能想出这样的方案。

前者“逃离派”的选项估计是一个正常的理性人都会同意的方案，当前我们人类精英中精英的马斯克同志就在心心念念地推动星际航行以殖民火星。而后者“家园派”的方案看似“不切实际”，但是只有具备全人类视角的人才能想出这样的方案。

这其实代表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存价值观。“逃离派”是个人的、理性的，做经济收益计算的；“家园派”是整体的、理想的，做共同价值维护的。显然在成功率上来说，前者是可行的，而在整个人类的生存上，后者有更大的价值。

毕竟我们人类正在建立起一个文明的共同体。尽管现实中有民族的、国家的、种族的以及阶层的利益缠斗，但是在应对人类共同的生存危机面前，似乎没有比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和解决问题更好的策略了。

纵观历史，这样的历史教训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经上演过太多次。之前可能是因为像对病毒传染这样的自然规律的无知，或者是因为在各自族群利益争夺上的傲慢自大，人类每一次灾难都几乎建立在不信任和不宽容的基础之上。而且，因为众多国家、民族采取了封闭排外、绥靖妥协或置之事外的策略，又将这些天灾人祸的后果再次放大，制造了一次次人间悲剧。

具体到这场“末日生存”游戏和地下掩体生意的狂欢当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个体人在遇到重大危机时刻，本能地选择了“逃离派”的倾向，而放弃与整个社群共同应对危机的勇气，尽管作为个人选择，这自然无可指责。

但是如果“上纲上线”的来看，这些本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的权贵富人阶层，至少从“独自避祸”的行动上没有给社会和大众留下多少正向激励，反而因为这些“精英”阶层的逃离，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阶层的分裂。弗洛伊德事件正是社会阶层撕裂、公平秩序丧失后的一次集中爆发。

实际上，我们现在深知，应对这场疫情最有效的办法，绝不是离群索居，把自己跟外界隔离。这种做法不仅看起来愚蠢，而且无效。再强大的地下堡垒的生存系统，也无法抵御时间的破坏力。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自身的自律和对公共体制的信任。

如果回看历史就会知道，人类经历过太多次灾难深重的危机时刻，即使在令人绝望的灾难之后，人类都能够挺过来。在抵御灾难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信心更加珍贵和重要了。

对于“地下掩体”这门火爆生意，我们也可以想见，疫情之后终将归于沉寂。当然我们更希望这些功能齐全的地下掩体绝无重启使用之日。

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普通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作怪，而是一旦这些地下掩体真正投入使用，我们可能已经身处一个充满分裂和苦难的悲剧境地了。

特别是当特朗普经常想想“有一天可能会需要它”的时候，这对全世界可不是一个好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