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这个协议条款,一小部分马里政府军、宪兵和警察将回到基达尔。阿瓦德民族解放军也同意将他们几百人的军队分成三个兵营驻扎到基达尔,同时把武器都贮存到驻地。“他们枪是从利比亚来的,数量巨大。”Diare告诉我。只有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图阿雷格反叛分子才能转移这些武器,但Diare说他们通常不会遵守协议。在我们经过几辆装载着身穿长袍的大胡子阿瓦德民族解放军的车时,Diare和我说:“我们怎样才能阻止他们?”他告诉我,联合国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来解除反叛分子的武装。
由于基达尔地区武器众多,联合国部队很难把一个派别和另一个派别区分开来。“他们分辨不出谁是基地组织,谁是阿瓦德民族解放军,谁是普通市民。所有人都自由地来来去去。”前图阿雷格反叛分子El Hadj Ag Gamou说,他现在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将领之一。他告诉我:“法国掌控不了,联合国掌控不了,这里没人掌控。”巴马科军队参谋长Didier Dacko说,当你看见“一群家伙在车里拿着机关枪摇着阿瓦德民族解放军的旗子,但去深究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是阿瓦德民族解放军,而是基地组织成员。”
Dacko说,“如果我们的军队能控制局势”这样敌我难分的混乱就可以避免。但马里政府军在这里广受憎恨,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叛乱中,他们对图阿雷格分离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平民们实施打击报复。只有一百来名马里政府军和宪兵驻扎在基达尔,他们的活动范围多被限制在营房内。“如果马里政府军出来,他们和当地居民之间总会有暴力冲突,”Diare告诉我。在我们早晨游访基达尔期间,我看了到了一队法国特种兵正把几个马里政府兵从人群中救出来——这几个政府兵冒险进入市场,却被当地愤怒的民众给包围了。
尽管,政府和瓦加杜古叛军之间有初步协议,但是,图阿雷格人还是在他们大本营基达尔地区奋力争取完全的自主权。马里政府想要联合国完全解除叛军武装,也想要调查并起诉MNLA 在2012年冲突中犯下的罪行。例如,在距离基达尔不远处,MNLA在Aguelhok营地,以处决方式杀害了近一百名被捕政府军。随着谈判陷入僵局,在瓦加杜古协议协议下,少量被允许返回基达尔的政府官员害怕离开他们在本市的小部分区域。Diare说:“图阿雷格叛军不想在任何地方看到一个马里政府官员。”
因为叛军拒绝允许非图阿雷格族教师重返工作岗位,基达尔的学校仍然是被关闭和废弃的。因为叛军不欢迎非图阿雷格族医生,基达尔的医院运转遇到了困难。我们开车经过老的法国外籍军团的堡垒。其整体呈中世纪外观形式,有锯齿围墙,狭窄的枪插槽和一个40英尺高的中央塔楼。作为已签署的瓦加杜古协议的一部分,最近叛军已经将其交还给政府。建筑物顶部破烂的马里国旗飘扬着,露台上少数几个身着迷彩服的士兵在冲泡茶水。一在政府军营地的另一边,是MNLA的领地,中间被一块无人区隔开的。分裂分子在基达尔的其它区域自由活动,马里军队很少冒险在这个堡垒以外的其它地方活动。Diare告诉我,“马里政府没有控制任何东西,除了这个城市的极少部分。”
51岁的Ghislaine Dupont和58岁的Claude Verlon是一家由国家补贴的广播公司“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2013年11月,悲剧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和我一样,从巴马科乘坐联合国飞机到达基达尔。他们在位于镇中心的市政厅落脚后,雇佣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公开地在这里转了几天。联合国安全主管Vincent Malle说:“我警告过他们,没有武装护送,仅靠他们自己是很危险的,”,该官员建议他们呆在联合国院子里。“但是他们之前来过这里,7月份时(为了报道总统选举),那时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感到很安全。”
2013年11月2日下午,Dupont和Verlon在图阿雷格分离主义领袖的房子里采访,房子位于一条两旁都是泥墙大院的宽阔沙路旁,距离联合国大院一英里。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戴着头巾的持枪者们拦截了他们,并强迫他们上了一辆车。他们的司机“听到那两个记者在反抗,这是最后一次他们被看到还活着,”据RFI报道。持枪者们说着柏柏尔语言Tamasheq,在联合国军队的追逐下,径直朝Adrar des Ifoghas的北部驶去。他们的车在距离城市以北约8英里时抛锚了,绑架者们决定杀了Dupont和Verlon。此后,法国军队在公路旁收回了枪痕累累的尸体,而持枪者们已逃入了沙漠。
基地组织宣称他们已经执行了死刑,以此来报复法国和马里军队在马里北部“每天犯下的罪”。在谋杀发生几天后,一个圣战网站发布了这个公开声明:“该组织认为法国总统奥朗德和他的子民至少要为他们的新一轮讨伐付出代价。”
据马里情报,低级别基地组织的一名成员在基达尔炮制了绑架阴谋,他希望用赎金来偿还被控从他的上级那里偷来的钱。就在11月,基达尔的一位官员告诉《纽约时报》,“现在城里正流传着这样一个念头,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绑架西方人,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几百万。”据称绑架者属于一个以Abdelkrim al-Targui为首的基地组织派别,Abdelkrim al-Targui是Iyad Ag Ghali的表弟。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中,该组织是少数几个重要的马里图阿雷格人之一。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主要由使用阿拉伯语的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主导。
基达尔市长Arbakan Ag Abzayack戴着黑色头巾、墨镜,穿着一种被称为卜布的孔雀蓝传统的长袍——被称作博博袍。他告诉我,他已经在2013年7月就尽地主之谊,招待了首次到达基达尔的这两位法国记者,并和他们成为了朋友。他们第二次到达基达尔,进行11月份的重要访问时,曾睡在他的办公室——当时他人在巴马科。在基达尔的北部郊区,一片被灰沙覆盖的荒芜斜坡上,我们在联合国警察的包围中站着。市长Abzayack站在泥墙前说:“伊斯兰极端分子犹如癌症,你必须在角落里找出他们,但是这样很难做到。”他接着说,“打破这种体系将不会是一件易事。”
许多和我交谈过的观察家们表示,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太薄弱,以至于他们无法重构自身。Barrera告诉我,“在Gao和Adrar des Ifoghas地区,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有能力,派几百名战士实施行动。”“他们以小团体活动,他们只能作出有限袭击。多数时候他们藏起来,我们时不时地打击他们。”法国正继续追击其余的伊斯兰教极端分子领袖。2014年3月份,法国突击队杀死了Oumar Ould Hamaha,他是个颇具影响力并被称为“红胡子”的圣战者,过去常常在电视访问中信誓旦旦地要杀死西方人,美国政府曾悬赏500万美元斩获其人头。
极端组织仍然把西方人当作人质。四月底,一个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MUJAO宣称,该集团于2012年在马里西部的一间咖啡馆抓捕了一位名叫Gilberto Rodrigues Leal的62岁法国人,“他已经死了,因为法国人是我们的敌人。”据法国总统奥朗德办公室称,Rodrigues Leal可能在几个星期前已经死了,这是他成为俘虏后不断受到虐待的结果。其他消息称,Rodrigues Leal是在生病且拒绝接受治疗后死亡。在马里,法国的最后一名幸存人质是50岁的Serge Lazarevic,这个独立商人在2011年11月被绑架。
但是沙漠辽阔,有着数不清的的藏身之地,极端分子在持有自身武器,隐藏燃料食物,和在逃亡中生存有着长期经验。尽管他保证归还领土,Barrera说,如果没有“持续监视”,基地组织带来的军事压力,这对该地区的威胁,甚至最终对欧洲及其之外的地区的威胁,都不会消散。由于法国继续缩减行动并将国家安全责任移交给全非洲人的部队,他们在任务和工作完成一半的时候离开,关于图阿雷格叛军和不断增加的圣战分子的不祥未来就摆在眼前。
【本文于2014年3月22日发表在《纽约书评》印刷版上。该报道项目受到普利策中心的资金支持。翻译:罗立兰、钟平、陶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