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结婚、离婚、必须离婚和不许离婚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开始，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休戚相关。

为了确保家庭的安稳和社会的安宁，很多朝代都制定了婚姻法，并把它作为部门法这一“大机器”中不可缺少的“部件”，由它专门调整婚姻关系及与之有关的一些家庭关系。

结 婚

结婚即成立婚姻，不仅是婚姻道路上的第一步，而且是关键一步，它与由此而产生的婚姻和家庭关系重大。尤其是在古代，婚姻被看作一种“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所以当时的婚姻法特别重视对结婚的规定。

在古代，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结婚，婚姻法为此作了规定。家长同意是子女婚姻得以成立的主要条件之一。中国早在《诗经》中就已经提及子女在结婚前必须告诉父母，以征得其同意。《诗经·齐风·南山》中说：“取（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形成包办婚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不把婚姻看作爱情的结晶，而把它作为一种延续后代、光宗耀祖，甚至还是加强政治联盟的手段。《礼记·昏义》载：“昏（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同时，通过异姓间的婚姻，还可促成不同家族、政治集团间的联盟。“取（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

正如恩格斯所言，结婚成了“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所以“按照通例，年轻王公的未婚妻都是由父母选择的，要是后者还活着的话”。父母以牺牲子女的爱情和利益为前提，最终酿成了很多悲剧。

交付聘礼是古代结婚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没有聘礼，婚姻不能成立或被视为不合法。中国很早就强调聘礼在结婚中的作用。《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后来，国家以立法形式作了规定，凡收受聘财，婚姻即告成立，女方悔婚的，为法所不容。

例如，唐代确定：“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婚礼先以聘财为信”，在受财后“更许他人者”更受到处罚。唐后各代的规定相差无几。

在古代，结婚还与法定的程序、仪式联系在一起，合法婚姻都要依一定的程序、仪式进行，这也是结婚的一个条件。

中国把“六礼”作为结婚的法定程序，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它们按结婚的过程排列，从派媒体人前往女家提亲（纳采）来时，直到男家迎回新娘（亲迎）结束。如果其中某个环节中断，结婚即行告吹。

由于各代情况有所不同，因而对每一具体环节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如纳采时所送的物品，周时用鸿雁；汉时除了有鸿雁外，还有绢帛、羊、酒等；唐代又定为“九事”，指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而且各有含义，“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南宋时，改“六礼”为纳采、纳征和亲迎“三礼”。

离 婚

离婚即解除婚姻，将导致原有家庭的破裂。为了保持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稳定，不至于因此而引起社会动荡，古代的统治者没有忽略离婚问题，在婚姻法中严加规定。就其内容而言，除了控制离婚的条件外，还专门对离婚作了限制。

古代的婚姻法允许离婚，同时规定了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皆针对妇女，即只要她们出现法定的离婚条件后，丈夫便可合法离婚。由于丈夫不受这些条件的制约，所以他们不会受到离婚的指控。

这样，离婚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丈夫手中，他们拥有休妻的权利。又由于离婚的条件大多比较模糊，容易被随意解释，因而实际上为丈夫离婚开辟了一条“自由通道”。相反，妻子却只能被动地接受被休弃的事实。

在中国，通常的离婚条件是“七出”，或称“七去”。这早在《仪礼》和《礼记》中已有记载，后者还专述了作出“七出”的规定的理由。“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后来，这些内容都为法律所认可，其中唐代规定得十分具体。唐令规定：“诸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多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皆夫手书弃之。男及父母伯舅姨并女伯舅姨，东邻西邻，及见人皆署。若不解书，画指为记。”

唐后的封建朝代均有类似规定。这“七出”的规定不仅刻薄，而且在适用中的伸缩性很大，一些妇女可能因一句话、一个动作不如丈夫之意便立即被休。

汉代已有这样的实例。《汉书·陈平传》载，陈平之兄陈伯的妻子因不满陈平“不亲家生产”，怒言：“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陈伯遂“逐其妇弃之”，理由是“口舌”。

《后汉书·鲍永传》载，鲍永对其后母十分孝顺，后因其妻“于母前叱狗”这一举动便“去之”，即休了妻子，原因是“不事舅姑”。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难以计数。

在古代中国，还有以下四个法定的离婚条件：

一是先奸后婚的，必须离婚。唐代就有这样的规定。唐令规定：“先不由主婚，和合奸通，后由祖父母等立主婚已8后，先奸通事发，纵生子孙犹离之耳。”

二是“义绝”者，必须离婚。“义绝”是指夫殴、杀妻的尊亲属，或妻骂、殴、杀伤夫的尊亲属及欲害夫等行为。唐代规定，凡有“义绝”行为的，必须离婚。“诸犯义绝者离之。”

三是“和离”者，允许离婚。以上两种是强制离婚，即出现法定情况后，夫妻必须离婚，不可不离。“和离”则是夫妻双方因不相和谐而自愿离婚。唐代允许这类离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以上三个条件均在不同程度上为唐后各代所袭用。

四是夫妻分居三年以上的，可以离婚。宋及以后的一些朝代有明文规定。宋代曾规定：“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此外，还有这样的实例：“林莘仲因事编管，而六年并不通问，揆之于法，字合离婚。”明清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

这四个条件是对“七出”的补充，其中主要是那些有明显违犯封建伦理纲常行为的夫妻必须强行离婚，目的是不让夫妻关系脱离封建伦理纲常。

“七出”是中国法规定的主要离婚条件，因此对离婚的限制也主要针对“七出”。妇女在结婚后有“三不去”之一情况的，即使犯有“七出”，丈夫也不可离婚。

“三不去”早在《大戴礼记·本命》中已有记载，内容是：“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这些内容均为后代所接受，只是在语词的表达或顺序的排列上稍有出入。例如，唐代改为“虽有弃状，有三不去，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唐后的法律对此改动很少。

当时的法律之所以规定“三不去”，主要从伦理角度考虑的。“尝更三年丧 不去，不忘恩也；贱取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

丈夫要休有“三不去”情况的妻子，不仅休弃无效，而且还要受到制裁。唐代规定，妻子“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

唐后搬用此规定，只是用刑有所减轻。明代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清代的规定与明代同。

古代婚姻法所作的离婚限制，在客观上对制约丈夫的离婚权有一些作用，但是极其有限。

这是因为，首先，受限制的只是部分情况，尚有一些离婚没有受到限制。其次，有些限制在形式上似乎是永久性的，实际上允许造成的事实却与离婚没有多大区别。

最后，限制的是离婚，但并没有限制丈夫娶其他配偶，因而丈夫通常对这种限制也不会在乎，他们可以通过娶纳其他配偶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被遗弃的妻子的日子会更加难过，她们本来在家里的地位就很低，丈夫欲休而不成，定会恼羞成怒，更加穷凶极恶，使其生活雪上加霜。

可见，这种离婚限制对改善古代东方妇女处境的作用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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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子水

观点资料来源：

《古代东方法研究》

emily_wangwei（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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