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娼其时称为“夜发”,都是下等妓女,夜间出没街市,四处拉客,一时像雨后春笋般地涌出,大有压倒公娼之势。曾经的“汤女”也从温泉转入民间的澡堂,投入私娼的部队,被称为“搔垢女”。
在町人阶层的支持之下,日本的江户年代呈现了大规划的“游廓”,“游廓”是倡寮集中的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是江户的吉原“游廓”,其时的町人文明就是以“游廓”为中间而发展的。
德川幕府一面集中倡寮,加强控制,一面极力地撤销私娼,可是私娼不但不见削减,反而日益增加,尤其是“汤女”盛极一时。据《守贞漫稿》所载,江户年代,在日本的每个澡堂都有“汤女”二三十人,她们陪酒、陪歌、陪浴,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三陪女”。

日本的江户年代呈现了大规划的“游廓”
公元1867年,二百多年的江户幕府年代完毕,迎来明治维新年代。日本一方面向外扩张,一方面发展经济,这也推动了“卖春业”的畸形昌盛。

日本东京
尤其在日本东京,卖春体现出它共同的季节性:“春夏盛时,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妓于秋风一同,辄锁户晦迹以去”,“柳桥之妓春夏则百余,秋冬减其半”。春夏繁盛,秋冬衰落,形成了古代日本最奇特的卖春特色。
在古代日本,除此以外,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卖春特色要算妓女和嫖客之间必不可少的合同买卖以及有关账单的付出方式了,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美国着名文明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专门研究了日本契约卖春的方式。
本尼迪克特在自己的主要着作《菊与刀》中说: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这时该男人成为独占她的主顾,并与倡寮订立契约后把她变为情妇。这样的女性受到契约条款的维护。可是,一个男人可以不订契约就把一个女仆或女店员变为他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必定缺少维护。
正本,“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明的象征。但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意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指日本文明的双重性,比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固执,遵守而又不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