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锦绣》导演余淳、吕紫伯专访 从平实、质朴切入，不悬浮，不洒狗血

主旋律剧如何打动观众?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山河锦绣》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近日,该剧的导演余淳和吕紫伯接受专访时表示,他们的挑战是如何把主旋律剧拍得故事性强,让观众能够看进去,充满人性的丰富,“思想再高大上,没有结实的故事和生动的人物去承载,一切都是零。”因此,从一开始,两人就确定了拍摄基调:从平实、质朴切入,不悬浮,不洒狗血。

在生活化处理上下大功夫,推敲戏剧和生活的平衡

《山河锦绣》集结了国内一流的创作团队。该剧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摄制,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承制,余淳和吕紫伯担任导演;由甲、韦言、吴海中编剧;李乃文、王雷、颜丙燕、胡明、姜冠南、苏青、张嘉益、丁勇岱、马少骅、张志坚等塑造过众多经典角色的实力派演员参演。

《山河锦绣》时间跨度30多年,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西部地区,两个不同姓氏的村庄因为一场天灾合并成一个村子,村党支部书记赵书和一心想改变家乡贫困的面貌,同时,他还要处理好与以柳大满为代表的柳氏村民之间的关系。当年曾经跟随父亲下放到村子里的国文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与赵书和、柳大满在年轻时都是好友,三个人在30多年间为了摆脱贫困做出各种努力和尝试,两代人前赴后继投身扶贫事业,最终使村庄彻底摆脱了贫困。

余淳和吕紫伯两位导演此前均拍摄过扶贫剧,但这并未减少拍摄《山河锦绣》的难度,余淳导演介绍,此前他执导的《石头开花》是与多位导演合作,每人各拍一个单元剧,也就是两集的体量,“而这次的《山河锦绣》是部连续剧,而且跨域三十年时间,跨度比较长。”难度成倍增加的同时,却也让余淳和吕紫伯两位导演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空间比较大,故事时间比较充裕,可以让我们尽量充分表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记录那些值得抒写的人物。”

吕紫伯导演介绍说他们一开始就确定要拍一部让观众喜闻乐见的主旋律题材作品,“我们从平实、质朴这两个词切入,不悬浮,不洒狗血。不弄那些特别适合在电视剧中表现的戏剧冲突,在生活化处理上下了很大功夫,反复推敲戏剧和生活的平衡,试图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平衡点。”因此,《山河锦绣》放弃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对于灾难和贫困的展示,我们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刻意渲染,不煽情。”

此外,吕紫伯说《山河锦绣》还想强调中国人的自强意识,更多地从鲜活生动的个体去着力,“这一点是我们在拍摄前期就已经确立的。”

两位导演目标一致 认识统一 分工合作

问及两位导演如何分工合作,余淳导演介绍说,在前期筹备阶段,他在本剧总编审王浩老师的带领下,侧重与编剧以及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领导们在剧本架构、人物塑造等方面开会讨论。吕紫伯侧重搜集各种资料,以及挑选演员,包括大量扮演村民的演员的遴选。对于素材收集,吕紫伯介绍说,除了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原司长、《山河锦绣》顾问苏国霞给他们提供的一手资料外,他们自己也找了很多关于描述脱贫攻坚方面的文献书籍。

两位导演白天各忙各的,晚上会把白天的情况再汇总一下,例如剧本的进展,余淳导演说:“关于剧本,我第一个听众就是吕紫伯,他会提出一些直接的意见,觉得这样好还是不好。”

开始拍摄后,两人一开始合组拍,余淳说:“每个组拍摄不一样,拍二十天、三十天,大家对整体的风格、样式统一了以后再分组。当然,这个分组也要根据制片情况、演员的到位情况而定,基本上我们两个都是合拍一个月左右,再进行分组,每天拍完以后晚上回来再商议明后天的计划,以及今天有一些什么东西需要改进。”

拍摄中如果出现意见不同,吕紫伯表示,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在总台领导,本剧总编审王浩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参与讨论的人比较多,几乎所有演员都凑在一起讨论的次数就不下四五次。在拍摄期间,全组整体的讨论氛围比较好,我们很多场次都是大家现场合力完成的。”

余淳导演笑说能一起合作的人肯定创作理念一致,不会在基本问题上发生争执和碰撞,所以具体某一场戏怎么处理,他俩基本没有太多分歧,“总之,这个戏的主调是我们怎么能够拍得真实、打动人、温暖,我们这个认识是统一的,剩下的就是怎么干活,怎么能体现最初的追求和设定。”

导演像教练 演员像球员 没有好球员,也不会有好成绩

《山河锦绣》能得到观众“真实,有烟火气”的盛赞,离不开全剧演员的“表演在线”,余淳导演说这就像是现在举行的世界杯,“教练再牛,没有好球员有什么用?所以说你剧本再好,想法再好,导演再有什么,也都得通过一个一个的演员去实现,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为了让剧组能“入戏”,《山河锦绣》的演员90%是西北籍,吕紫伯表示,他们对演员的一大要求就是说关中方言,“我们想营造这个戏的氛围,让它尽量真实,在拍摄的时候,就希望让组里的语言环境好一些。”两位导演在现场也尽量说陕西话,吕紫伯说:“这个努力是必须要付出的。我跟余导在现场能说就说,说不明白我们就愣说。”余淳认为陕西话有一种魔力,“当边儿上人都说陕西话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说普通话了。紫伯在陕北拍过戏,语言能力比较强,我不行,我就是现学。无所谓,我说错了人家也不会笑话我。有时候在现场有语言指导,有时候没有,作为导演,为了掌握拍摄的效果,也是需要自己来学习的。”

吕紫伯介绍,演员进组后,临近开机时,进行了大概两三次的彻夜讨论,每个演员讲述对自己扮演的这个人物的走向,对人物立场的想法,大家一起碰撞、去杂糅,“首先不出离我们最初的意愿,再结合扮演者自己的想法,得到一个平衡。李乃文、颜丙燕、胡明很早就进入剧组了,还有扮演村民的演员,好几十人围在一起,基本上从傍晚六点一直聊到凌晨三四点。编剧由甲老师也在,大家一起讨论拍摄方向”

此外,主创们还有很多微信小群,吕紫伯说:“我们会拉角色群,某些相对段落化的事件也拉一个小群,比如我们拉了‘换亲群’、‘离乡出走群’。这样能够节省时间,因为前期拍摄的时间确实比较紧,很多事大家在群里先讨论一下,等拍之前或者在拍摄现场,我们可以去落实这些讨论。演员们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拍某场戏之前会提前一两天再跟他们讨论,心里大概有个底,等拍摄的时候不管在哪个导演那边,大家会坐下来再花一些时间讨论一下,把这场戏这个人物最终是什么心态,先讨论定了,再着手拍摄。”

余淳补充说:“演员跟我们等于是一个节奏一个步调,对每一场戏、每个人物都贡献了他们自己的人生阅历,贡献了他们对人物的理解、认知,所以,这部剧的人物才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剧中就算是群演,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

余淳称赞这些演员都是“有能量的好演员”,“如果他没能量,你往东,他往西,你还讨论什么?直接告诉他往东就行了。因为时间紧,我跟紫伯两个人也不可能那么面面俱到,两个村子那么多人物,每个人物都想那么细,也不现实,所以拍摄过程当中,知道有一些演员对剧本理解能力比较强,我和紫伯也会给他们布置一点任务,想想自己的人物小传,讨论一下什么的。”

李乃文和颜丙燕为剧减肥 40度天气穿着棉袄点着炉子

很多观众说,一看“李乃文、王雷、颜丙燕、胡明、姜冠南、苏青、张嘉益、丁勇岱、马少骅、张志坚”这个演员阵容,就觉得这部剧差不了,而最终能请到这些演员,余淳表示也是“历经波折”。

这些演员们的加盟,给这部作品带来了碰撞和火花,吕紫伯讲述说在拍摄时有大量的精彩“现挂”,“例子太多了,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比如两个人吵起来,剧本上可能就两三句对白,稍微吵一吵就结束了,但是,在现场对词的过程中,有其他演员参与进来,这人说从我这个角度有这么一句话给你垫进去,他只要垫进去了,后边就有人接他,就会不停有人接下去,像接龙一样,转一圈再回来,整个场面活跃得不得了。剧中很多那种村民集体都在的场次,一群人话匣子打开了,拉都拉不住,还得从中选这句好那句差点儿,大家一起再兼容一下,这种情况太多了。”

余淳也说,拍人多的场面,演员们坐在那儿七嘴八舌对词是一个状态,真正拍时演员动起来就完全变了,“可能不是那个词了,但是比对的词还准确还生动,有时候几乎整场都是即兴的。”有一场戏是两村合并后,柳大满和赵书和去乡党委书记那儿,让柳大满没想到的是,乡里定下来让赵书和当一把手,他是二把手,“回来时赵书和踹柳大满一脚说赶紧回去,柳大满说你一把手都没有走,我哪敢起来,对词的时候没有这句,就是李乃文和胡明的即兴发挥,包括踹那一脚对词时都不是这样的。回来后他们俩喝酒,赵书和说,领导非让我当一把手,你别有什么想法。柳大满还气着不跟他聊,赵书和要酒喝,柳大满说有酒没菜,得干喝,赵书和说干喝就干喝谁怕谁,柳大满憋出一句说有菜就不给你,能咋的。这些对词时都没有。”

吕紫伯还透露李乃文、王雷、颜丙燕为了这部剧都努力控制饮食,“为了接近贫困村里人的面貌,把自己一个个弄得都面黄肌瘦的,他们开机之前已经做这个努力了,拍摄过程中也是,进食量都非常小,李乃文只吃菜叶,干体力活都虚,加上拍摄时极其炎热,每天出汗好几斤。从开机之前到拍摄大概一个月左右,颜丙燕基本没怎么正经进过食。因为她之前的戏要求演一个相对比较富态的母亲,那个戏需要她增三十斤的肥,到我们这儿来,她要先把这三十斤拿下去再往下减,工程量巨大。”余淳补充说:“颜丙燕有一天吃了一口米饭,直说罪过罪过,碳水一点不能动,演员确实太不容易了。”

剧组拍摄赶上了今夏最炎热的一个半月,吕紫伯说:“河南地表温度真的有四五十度,非常热。组里工作人员和演职人员都得了热伤风,无一例外,包括我本人,前两天还嘲笑别人,‘你们全热伤风了身体不行,’过两天我就开始发烧,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来了。酷暑是一个很大的阻碍,要感谢演职人员、工作人员,在酷暑中都顶住了。”

剧中有一场戏是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这是一个大事件,是在冬天宣布的新闻,可是拍摄时却是四十多度的高温,演员要穿着棉袄点着炉子。吕紫伯回忆说那场戏本来想找一个相对凉快一点的时期去拍,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因为《山河锦绣》是年代剧,村子里的面貌,包括每家每户住房,都会发生改变,“拍到这场戏的时候我们已经拖得不能再拖了,这场戏拍完就得把这个景改成下一个时期,房子外环境变成了砖墙,屋里的陈设、景致发生了变化,墙面变了,炕变了,什么都变了,所以这场戏不得不拍,那天巨热无比,李乃文和颜丙燕穿着棉袄坐在炕沿上乐滋滋看电视,旁边还点个大炉子,这对演员身体是一个极大的摧残。我们犹豫了,说实在不行就算了,想别的办法,李乃文和颜丙燕互相一对视,没三秒钟,说‘不行,还是拍了吧,咱别耽误戏。’人家的敬业态度摆着,我们也不含糊,来吧,穿棉袄点炉子,穿衣服过程中就全湿透了,这边擦着汗,刚一擦掉那边又落汗,就这么拍上了。我们尽量把机位架得稍微完整一点,争取一次完成,即便这样我还是拍了两组机位。屋里热,其他小伙子都跨栏背心或者光膀子了,这边两位主演大棉袄里三层外三层,还不能只穿一件,穿一件显得也不像。”

拍暴雨戏真赶上了暴雨

有网友称赞剧组在拍剧时还给当地修了路,问及此,吕紫伯表示,这其实是很正常的操作,因为剧情是这个村子随着脱贫攻坚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就会修房屋修路,“这是剧情里的走向,我们拍摄是依托当地实景的村落,它本身是土的地,剧情中需要拍摄出来是水泥路,我们就铺水泥路了,既然铺了就把它铺好,拍完了给村里留着,很简单的一个事,网友说的水泥路就是村委会门口的那条路。”

说起修路,余淳导演感慨说开场的那场暴雨戏,因为路况,吊车进不去,“吊车一是要照明,二是要喷雨,进不去只能把院子拆了。”剧中,那场暴雨造成山体滑坡把村子淹了,才有了两村合并,余淳说这场戏很难拍,“我们拍村子的景地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中国脱贫攻坚耕耘这么多年,现在只是在某些村子里残存了一些老的景况,这个村子有一个村头,那个村子可以弄一个有井的地儿,那个村子有几间房子可以作为当年的村民家,所以最后观众看到的村子其实是七八个村子拼成的,彼此都有十几里、二十几里甚至更远的距离。下一场雨,就要在好几个村子都下,我们再组合成一个村子,有的村的路稍微宽一点,吊车容易慢慢进去,有的村子的路非常难,要把院子给拆了,路非常窄,操作起来非常难。”

吕紫伯进一步介绍说,拍摄那场戏的路况不好,器械、车辆上去非常费劲,“是拿工程车去推路,把路推宽或者推平,我们的车再上去,那两天也预报有雨,我们实地去采景,安排车辆提前做了一些工作,我们要评估风险,在一切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这些操作。巧的是,在拍摄当天晚上,拍到了‘赵书和说这个村待不住了,大家找一个安全地方’时,外面真的狂风暴雨。县里给我们打来电话说那个地方偶尔发生小规模的泥石流,让我们把剧组所有车辆离山体远一点,强烈建议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先撤离那个地方。当时,雨下到那个份儿上,所有的吊车,三四辆消防车都动不了,所有人用小车一点点运下去,撤离了好久。”

积极摸索让主旋律作品更接地气更人性化

虽然现在回忆起来两人说得“云淡风轻”,但那几个月对两位导演来说不啻于是打了一场硬仗,余淳说当时在拍摄现场虽然人很疲劳,但是收工回到房间里还是有各种忙不完的事,“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来这个群里问我的问题还没回,跟我说的那个问题还没看,那些日子过得,今天说起来好像无所谓了,其实挺难熬的。”

吕紫伯也说拍摄这部戏时他们睡眠严重不足,“没办法,从开机到播出总共加在一起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很多前后期的工作要合并到一起,一边拍一边剪,还得一边讨论剧情讨论人物,大量后期的工作都挤压到前期拍摄过程当中,这首先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我个人经历的周期最短的一个项目了。全景式不太容易做,我们需要去平衡,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导演房间黑板写了七八块都不止,写了擦、擦了写的。”

如今再复盘,余淳表示肯定会有遗憾,“创作永远都是这样,都说这是遗憾的艺术,当你都完成以后,会发现好多东西还是不够好,应该怎么样,但是没有办法,已经拍完了。人有时候会陷在某种情绪里,觉得这个特别合适,就应该留这么长,这场戏就应该要,等你再换一个时间看,觉得完全可以不要了,有时候是这样。”

而对于主旋律剧近来出现不少口碑之作,余淳认为,主旋律作品越来越好看是趋势,首先,多方重视,真抓实干;二是创作者在努力实践提升主旋律剧作水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总是有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或事情,总有一些英雄人物或者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候,做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应该被颂扬。”

吕紫伯也表示,现在创作者都在摸索让主旋律作品更接地气、更人性化,“我们有这个空间、有这个能力,把一个主旋律剧拍得绘声绘色。观众喜欢看生动的人物,喜欢看相对趣味性强一点的情节,观众的要求都很合理,我们创作者要想办法满足这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