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发荡发，金风玉露鹊桥仙

◎苏七七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前的经验是最可珍贵的，生活未被书写入侵，一气浑成，不被作为“素材”来观察与掂量，保存了最原初最真切的感知。萧耳写《鹊桥仙》时，已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写小说，也写各式各样的随笔，文化的，艺术的，历史地理的，有一种兼容并蓄又摇曳生姿的个人风格。但一直到《鹊桥仙》，她才动用了自己最珍贵的经验——故乡的，少年的，这是她的世界观与感受力的源头。而此时此刻，她有充分的阅历、思想与技巧，来梳理这个小世界的经络与纹理，少小时，她是这个小世界里一个深受宠爱的独生女儿，而追怀时，她发现自己对这个小世界的眷恋，亦如同小镇长桥的倒影，日夕相随。

《鹊桥仙》从女主人公陈易知的梦写起，“少女思春，河边一梦”，时间是20世纪的80年代。作为怀旧的对象，栖镇并不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乡村，对栖镇的怀旧，不是对自然的怀旧。位于京杭大运河主干道的栖镇，工商业的肇始远在百年之前，依托于稻米和蚕桑，水路与船运，小镇自足且并不封闭。陈易知的祖辈是船工上岸，到父亲一辈，已经对栖镇有坚定的自信自豪。读者在《鹊桥仙》里，也时时能看到对“老底子”的回顾，陈易知们的“小辰光”（小时候）和余韵犹存的“老底子”重合在一起，是这些“发小”们的情感故园，有茧子的气味，有烘青豆和刺毛肉圆的味道，远足路过的破庙，回收站拾来的诗词，街头巷尾传来的一句越剧昆曲，这物质与文化的混合物，因为是在一种缓慢节奏中逐渐团合而成的。少女陈易知入睡时听的不是晚鸦的啼叫，而是轮船的汽笛声，它不是诗词中的古代江南，是从听说的“近现代”到亲历的“当代”的江南。

这个“当代”，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少年把臂同游的发小们，青年时代四散于各自的人生道路，去了省城，去了北京上海，去了深圳香港，去了美国新西兰，等到结婚生子经济稳定各有安身立命之处时，方明白自己是幸运的一代，不甚用心地就领受了时代的馈赠。他们重聚于栖镇河边，“荡发荡发”，随便走走，随便聊点什么。荡发，就是很去中心的一个词，自由，发散，漫无目的，就像是“内卷”的反义词。

这个词在小说里出现的次数极多，而且整个小说，也有着同样的“荡发荡发”的风格，经行之处，出来一个人物，出来一个故事，而又在岁月流逝之中，时隐时现，彼此交织映照。在这种荡发里，有一种独特的亲密感——人与环境之间有深深情感，人与人之间亦有深深情感，儿时照片中的四个人，陈易知、何易从、靳天、戴正，和他们的朋友们恋人们家人们，组成了一个如同大观园般的世界。

与现代主义之后的小说习惯于表达个体的孤独与个体间的疏离不同，《鹊桥仙》从《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这样的文学传统而来，在共同的“风俗”之中，也即一种物质与文化的语境之中，达成一种从生活习惯到身体距离的彼此亲昵。这种亲昵不完全因为爱情与情欲，比如小说中的何易从，他从小镇的中学出发，杭州读本科，北京读硕博，然后去了美国，娶妻生女，是上一代小镇做题家的范本，他与妻子小简之间是从大学同学到夫妇，一路互相扶持，也是模范夫妻，但这个人物却总在回小镇时，与陈易知，与沈美枝，有着牵丝扳藤的纠葛。或者说，在这个小说，何易从与陈易知，与沈美枝，都有一种没有边界的亲昵，这种亲昵是前现代的，就像贾宝玉与姐姐妹妹们都亲昵一样。栖镇，如同大观园，如同有一个结界，在此之内既存留着纯真的少年情怀，又容许着更模糊的身体与道德边界。

在这样的写法中，往往容易在作者的认可与读者的认可中产生缝隙，如宝二爷的何易从，如琏二爷的靳天，在小说文本所设置的语境内是自洽的，是被认可的，但读者能认可吗？在我的阅读体会里，作为男一女一的陈易知何易从，是不怎么有主角光环的，陈易知，成年后的部分流于平庸，按作者萧耳的说法，“知识分子人格束缚了她”； 何易从，从小时候的孤僻性子到中年后的宝玉人设，缺乏一个让读者认同他的铺垫。他们之间没有宝玉与黛玉式的“心心相印”，易知的倾慕里，更多的是自我投射，易从的领受里，更多的是对红颜知己的相酬，他们之间的情感偏向于精神，但却缺乏足够的精神高度。但对于作者来说，这个精神高度某种意义是被有意克制的，她把栖镇少年们的成年生活写得更为现实主义。小说以青梅竹马的少年时光为底色，好感与试探里都尽是草长莺飞的青春气息，而长大成人后的情欲纷纷，不是在婚姻生活走向枯索，就是在过于轻易中走向放纵。共通的精神世界并不是易知易从的起点与核心，也没有精神生活作为他们的救赎，这不是这个小说试图给出的方向，《鹊桥仙》在青春一梦之后，更朝着世情小说的方向走，不设立生活之上的超越性想象，而是将生活本身视为全部，表象即是意义，弱化情节的因果关系，而在时间的荡发中呈现诸种可能。

小说中最动人最饱满的故事，是靳天与许湘柳的爱情故事，码头与丝厂，桑林与乌篷船，他们热切的呼吸声里伴着运河的水声，刚刚从少年进入青年的身体，最纯粹的付出与期待，萧耳写的是江南小镇的爱情，但这样明媚的爱情是超越地域与时间的，像是从《诗经》里流传而来的。靳天这个人物似乎比何易从更有读者缘（路内的序里也说喜欢靳天这个人物），他这样最初最好的爱情，却被辜负了，于是读者总有对他的怜惜。同样，沈美枝也是个被辜负的人物，屡次遇人不淑，却总还是保持着温柔的天性。小说中有各样情事，或热烈，或婉曲，或世故，或低俗，但良人与美人的被辜负，永远是世情里最引人叹惋的篇章。

《鹊桥仙》中许多小故事，前一个故事结束时，衍生着对照着又有了一个新的故事，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在布局时的用意和点染时的灵机。从世情小说的角度上看，《鹊桥仙》把自己约束在情事的范畴里，它可以有一个更宏阔的社会背景，但时间线上没有任何重要的社会事件，能带来更多社会暗面的人物，都只是点到即止，包括陈易知丈夫厅官陆韶的下马。但小说给这个婚姻设计了个有趣的起点：他们因为都不吃猪大肠而互生好感，但最后，却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在荡发荡发之间，栖镇迅速地萧条了，只有散仙戴正，留在这里开了个茶书馆，守着这一段时光。小说的最后部分，弦鼓声声匆促，各人再次风流云散，中年时光的再聚与惬意，像是《红楼梦》里海棠结社，热闹有时，消歇有时，转眼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后四十回，在《鹊桥仙》里很短，只是个匆匆交代，作者不忍对她的人物下狠手。

《鹊桥仙》的独特的亲密感，会延伸到作者与读者之间，大弦嘈嘈如急语，小弦切切如私语。如果你坐在栖镇桥头听着水声看这本书，就像是听着“流言”。某种意义上，作者放弃了偏向知识分子的立场，不从批判中去寻找真相，而选择了一种更前现代的叙事方法，从故事中寻找真实，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这些人，它们需要在叙事中得以超越时间存在，而叙事的动心是情感，叙事的核心也是情感。对现实的把握来自于阅历，而诗意的流转来自于真情，这是《红楼梦》的余晖所光耀之处：将情感的意义放在最高处，将它作为时间的、地理的、人事的，一切存在的关联，而这样的观念与文学方法，此时此际，金风玉露，犹在《鹊桥仙》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