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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辈子搁在中关村,她等待着最后一个卖场关门

2020/11/5 13:19:21 来源:互联网 编辑:匿名

本文系网易看客栏目出品。


上个月,鼎好大厦走完它那不太长的17年岁月,在11月到来之前,迎来了彻底的关停。

它所在的中关村西区曾被誉为“中国的硅谷”。一街之外,鼎好大厦与海龙电子城、中关村e世界形成 “黄金三角”,巅峰时期,附近聚集了大大小小近10家电子卖场,面积抵得上44个足球场,经由这里的人流,每天最多能达15万。

但如今,情形大不相同。

鼎好关门后的中关村
鼎好关门后的中关村。

9月底,我们前往鼎好大厦两次,除了4楼有零星的灯光外,整栋大厦人去楼空,门口有保安们森严的守卫,即使大厦内的商家出来接应,没有工作证的情况下也无法进入。在地铁4号线中关村站地下进入鼎好的入口也已经被关闭,保安对我们说:“亚洲最大的改造工程啊,要改两年,变成写字楼。”

第三次到访时,“鼎好”二字已被吊车拆下,四周围着施工方的防护网。以往直通大厦的中关村站E出口被拦了起来,今后不会再有行人穿过。

工人将大楼楼顶的“鼎好”二字卸下。
工人将大楼楼顶的“鼎好”二字卸下。

没有人愿意大老远跑过来攒电脑了。网上的选项更多,价格更透明;年轻人们也不再攀亲带故,从全国各地赶来,睡地下室,做着“开奔驰”的梦。“只要勤奋,就一定能挣到第一桶金”的翻身之地不再,他们开网店、做直播去了。

鼎好大厦前,百无聊赖的保安。
鼎好大厦前,百无聊赖的保安。

时光一去不返,但还是有人想站好最后一班岗。陈红就是其中之一。她今年53岁,在卖场度过了人生几乎一半的时间,见证了中关村从搭棚子的市场,到数码大卖场兴盛的全过程。

如今,当初的十几个卖场大厦,只剩下鼎好对面的科贸还在使用,她决心“干到中关村的最后一个卖场关门”。

“卖场不关门,我们不歇业”

见到陈红时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她小跑着往返于科贸4楼的柜台和地下仓库之间,两部手机轮换着接客户的电话。

和惯常一样,这天她早上6点多就起床,运动、打扫房间、吃饭,虽然自己就是老板,但是经年累月养成的习惯,还是让她在卖场9点开门前就到了。忙碌的一天要持续到下午5、6点,直到晚饭前顾客渐渐散去,她才能坐下来歇歇,把账单整理一下。

这还不是她最忙的时候。鼎盛时期,她每天在卖场的时间超过12小时,周一到周五忙批发渠道,周六周日忙装机配件做零售,关门后还要把账单带回家做,一直工作到半夜12点。“那时候,生意好啊。” 陈红感叹。

胶带是中关村最大消耗品之一,如何快速打包货品是所有商贩和打工者的基础课。
胶带是中关村最大消耗品之一,如何快速打包货品是所有商贩和打工者的基础课。

借着互联网发展的春风,21世纪前10年,中关村电子卖场的市场份额一度占据全国70%以上。北京本地的年轻人相约来这里,攒起人生第一台电脑;楼下20多家快递将零部件发往全国各地,“大车、小车,四轱辘的、俩轱辘的,数码城下面全是物流公司在收发货,拉来拉去的,可热闹了”。

2009年的中关村。图/sipa
2009年的中关村。图/sipa

陈红跟他们讲价,“发1件多少钱?发10件以上呢?”一来二去熟悉了,下一次,她直接差手下的年轻员工把货物放过去,“你就说是陈姐的,他手里忙完了就会帮咱们发货”。

那时还没有扫码转账,都是现金交易,早晨开工前,陈红往柜台下面丢个主板箱或包装箱,一天下来,能装满满一箱钱,“流水相当大,一天能有几十万”,生意的火爆甚至带旺了大厦底商浦发银行,“天天都(有人)排长队入支票、存款”。

商家、客户会用自己的小推车将托运货物拉走,或者请黑三轮帮助运输。
商家、客户会用自己的小推车将托运货物拉走,或者请黑三轮帮助运输。

2014年前后,陈红迎来了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她在海龙大厦有6个柜台,全都排着长队,“单子一个接一个”,都是装机的顾客。当时一台机器最快要装两个半小时,陈红往里一坐,左手接钱,右手记下配置需求,每天能装20到30台。

不只是陈红,中关村的电子卖场里,家家户户的柜台都这么热闹。调货的员工扛着沉重的“大屁股显示器”,想快跑两步,却迈不开腿。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是,男生牵着女朋友来配电脑,一直走到一组柜台的尽头,才发现牵错了人——卖场里满是人头,乌泱乌泱的,尽管挨得很近,但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中关村过街天桥上每天都有等着发闪送的骑手。
中关村过街天桥上每天都有等着发闪送的骑手。

海龙大厦曾经有句口号:“卖场不关门,我们不歇业。”陈红每年只休息两天半——大年初一初二,以及年三十儿的下午,但顾客通常不会放过这半天。

一年到头,春节是最忙活的时候,年三十那天,卖场下午2点清场,但客户没装到机器,就是赖着不走,“一定要把电脑装回去,春节前要玩上电脑。”陈红说。要是实在来不及调货,他们连柜台上展示的样机也不放过。

中关村最后一座电子大卖场,科贸电子城至今仍在运转。
中关村最后一座电子大卖场,科贸电子城至今仍在运转。

2003年鼎好大厦开业,口号变成了“365天都不歇业”。说起这个,陈红不止一次地向我感慨,“那时候,生意好得很啊”,随即,话锋急转直下,“这几年生意不是太好了,很多卖场也关了。商户在春节前一个月就都订票准备回家,对生意都淡薄了。”

科贸大厦里,无事可做的销售人员趴在柜台睡着了。
科贸大厦里,无事可做的销售人员趴在柜台睡着了。

“唉,我也没想到他家这么黑啊”

1994年,陈红拥有了第一台电脑,初始的dos系统、带着笨重卧式机箱的联想386。当时市场价要1万多,陈红在卖场给自己装了1台,花掉了8000块。抱着电脑回家时,她心里都盘算好了,要用它来记账,写文档,给孩子学习,查资料……“家里有个电脑,觉得科技在进步,自己也在进步。”

她一直是个追求“进步”的人。80年代,家就住在中关村的陈红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了国家土地管理局上班,后来又瞅准时机,转行到朋友的电子配件公司打下手。

2001年,中关村骑摩托车打手机的人。图/CFP
2001年,中关村骑摩托车打手机的人。图/CFP

90年代初,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陈红敏感,留心到中关村一些科研机构的氛围在起变化——路过中科院第三招待所时,一楼空置的大堂被私人承包下来,跟二楼招待所一样,隔出几间房间,支个桌子、弄个柜子,就开张了。相隔不远处,中关村大街只有一个光溜溜的棚子,卖鱼的、卖菜的、卖家具的依次排列。陈红记得很清楚,那是1993年,“就跟农村订婚的大棚似的,一大桌,两边卖啥的都有”,角落里,还缩着卖耳机、光盘的商家。最早的电脑节就在这里举办。

逐渐地,电子市场形成了一股新风气。海淀区供销社被拆除,1998年在原址上盖起了最早的数码卖场——海龙大厦,如今的柜台模式就在这里诞生。后来,这栋楼成了中国北方地区最大IT产品集散中心,电脑发烧友把它誉为“心中的圣殿”,微软副总裁称它是“全球最繁忙的商铺”,刘强东从2楼的4个柜台做起了今天的京东。

海龙大厦建成那年,陈红离开了朋友的公司,“我敢闯,我也自己出来干吧”。

自1999年开业以来,海龙大厦一直位于中关村IT卖场的领军位置。
自1999年开业以来,海龙大厦一直位于中关村IT卖场的领军位置。

90年代末,如果想到中关村卖场工作,老板会上下打量看你是否戴了眼镜,潜台词是,这里只欢迎有学问的读书人。一开始,客人大多是附近大学城来的学生,有人被家长领着过来,也有人自己过来装机打游戏,提需求时很直接:“我就这3500块钱,也不懂配置,你给我装吧。”

从最早的海洋主板,到超大型的复印机,再到后来宽带问世,陈红经历了电子产品最迅猛发展的年代。随着市场规模变大,她的生意范围也逐渐从周围学校,拓展到北京周边,后来,连外蒙的同行也集中来中关村卖场采购。

科贸某商铺的老板正在通过电话与客户交流。
科贸某商铺的老板正在通过电话与客户交流。

面对如此繁荣巨大的市场,混乱无序也在暗地里滋生。在中关村卖场的扶梯拐角处,一定能碰到几个主动迎上来热情打招呼的人,每一个出现的新面孔都是潜在的猎物,能让本来在闲谈的他们迅速打起精神,殷勤上前:“装台机器吗?好几个哥儿们关系跟我可好了,我带你去看看?”

刘伟早年就是这样起家的。在2014年网店兴起前,他每天走到电梯口问人装不装机器,有时甚至没注意,对方手里也拿着报价单。

“你想想,顾客自己进店,跟被销售拉进店,价格能一样吗?”刘伟讲起里面的门道,“本来老板一个人能赚600块,销售来了,要对半分,只剩300块了。俩人都想多挣点,那就把价格抬高到1200块,这样大家就都能赚600了。”

2004年,海龙大厦外,销售举着mp3的促销广告牌招揽顾客。图/CFP
2004年,海龙大厦外,销售举着mp3的促销广告牌招揽顾客。图/CFP

刘伟不高,黑瘦,话特别多。当年做技术工人,一个月才1800块工资,权衡之下,他一头扎进中关村电子卖场,靠嘴皮子赚钱,一台机器能赚三四百。

“我跟店里那哥们儿还挺熟的,我让他给你便宜点。”刚开始那几年,绝大多数客人相信这套说辞,回头一对比,发现自己“被黑了”,刘伟就换上另一副嘴脸对付:“唉,我也没想到他家这么黑啊,回头你再买东西我给你介绍别人家”。

卖场风头正盛时,曾有一批外国留学生闻风而来,“就挑最贵的,便宜的不要”。为了把货卖出去,刘伟把价值100多块的水晶头抬到了2000元,又把高质量的华硕主板偷偷换成利润更高的白牌货。凭着这些小把式,他一度挣得比柜台的商户还多,但要“请客啊,维系关系啊”,钱都被他花掉了。

一位顾客正在等待装机。曾经一天装机10台,如今每天只有2-3台。
一位顾客正在等待装机。曾经一天装机10台,如今每天只有2-3台。

2003年,与海龙一街之隔的鼎好大厦开业,32部瀑布式扶梯直通顶楼,号称要“告别大杂铺模式”。同年,SARS席卷北京,海龙大厦的生意一落千丈,一些嗅觉灵敏的商户开始到线上找出路。

陈红路过2层“京东老板的店里”,看到他和同学背着包发传单,从卖场2层一路发到外边的马路上,一到周末就在广场搭台子,请小姑娘们来跳舞,给品牌做活动。有人问陈红,“要不要上京东?”她没多想就拒绝了,“线下的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搞线上”。

到了2005年前后,陈红开始思考“我们这种卖场想提升怎么办”,她和一些商家尝试效仿“超市模式”——把货架都摆到一起,顾客挑选完后,直接去结账;考虑到装机的特殊需求,还单独搞了个装机的服务区域。一年后,尝试宣告失败,她将原因归咎于“顾客已经习惯了柜台和柜台之间的交易”。

“中关村在线”曾是本世纪初最早的电商平台之一
“中关村在线”曾是本世纪初最早的电商平台之一。

期间,海龙大厦组织过几次国外考察,回国后都无疾而终。“发达国家几乎没有IT卖场的业态”,海龙集团董事长鲁瑞清在一本研究中关村卖场的书里提到,国内卖场最大的短板在于质量风险和价格不透明,“大家都在埋头挣钱,见别人赚了钱,自己也照葫芦画瓢”。

转型受困之余,盗版、欺诈等负面新闻四散开来,中关村电子卖场仿佛一夜间沦为一块凶险之地。愿意来逛卖场的人越来越少,刘伟察觉到,“销售也少很多了”。最重要的是,网上就能查到每个配件的介绍和价格,客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相信他的话了。

正在翻建的中关村E世界。
正在翻建的中关村E世界。

衰落似乎成了必然。2009年,一纸通知开启了“告别电子卖场”的倒计时,按照规划,中关村西区将修饰一新,被新兴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全面取代。

几年前,刘伟改了行,在科贸电子城一个小铺位里专心捣鼓网店。面对科贸终有一天也要结业的事实,刘伟沉默许久:“你这是提我的伤心事啊。”

“很难说是卖场需要我,还是我需要卖场”

2016年从海龙大厦搬出来时,陈红站在门口,抬头望见“海龙”二字,默了默,“这是我奋斗了10多年的地方啊”。她心情复杂,不知道海龙的关闭,对她来说是转折还是没落。

陈红把营业执照迁到对面的科贸大厦去,但每天上班时,还是到四环边儿下车,先路过海龙,再经过天桥,才能到达科贸的柜台。

不少鼎好大厦的摊主将摊位和货物搬到一街之隔的科贸大厦,作为暂时落脚点。
不少鼎好大厦的摊主将摊位和货物搬到一街之隔的科贸大厦,作为暂时落脚点。

科贸是目前唯一还在艰难营业的大卖场。我们去的时候,一楼已经全部搬空,像被抽走了人气儿。吊顶年久失修,松垮地垂了下来,一条条电线从缝隙中钻出。

乘扶梯上楼,脚下原本银色的梯级,被过去数量巨大的人流踩成了暗黑色,扶梯不停发出嘎吱声,我紧紧地抓住扶手。

往上,一半的楼层近乎空置。穿过尚在经营的店铺,能看到不少柜台都装了摄像头,档主解释说,这是在尝试做直播,王春林就是其中之一。

科贸大厦里,留守的商家打出广告:“硬盘杂货铺,是硬盘都卖”。
科贸大厦里,留守的商家打出广告:“硬盘杂货铺,是硬盘都卖”。

王春林话不多,鼻梁上架了副眼镜,讲话慢条斯理,因为“抹不开面子去吆喝拉客”,他在2009年就想到了开网店。

如今他的大部分客户都来自线上,接受采访时,他的目光时不时就要回到电脑屏幕上。每一条出现在窗口的新信息,都代表着又有新订单找上门来了。王春林在电脑上方装了一个摄像头,客人在网上选好配置,他开着视频直播装机过程,“让大家放心”。

科贸大厦,一个柜台支着直播用的环形灯。
科贸大厦,一个柜台支着直播用的环形灯。

在卖场摸爬10多年,习惯了手递手交易的王春林,并非一开始就相信新的模式。注册了网店之后,整整有5年,他的精力依然放在柜台,直到一次,打击劈头盖脸而来——当时,隔壁柜台有个卖笔记本包的小伙子,两三年没在卖场露面,再出现时,已经开上了宝马X5,还买了一套别墅。王春林很讶异,当时他还租着1500块的房子,每天骑电瓶车上班,目标是“天天吃肉炒饼”。后来他听说,小伙的钱是开网店赚的。

“打击很大。”王春林回忆说,他意识到自己差点错过了一个重大的商业趋势。

科贸大厦,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广告随处可见。
科贸大厦,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广告随处可见。

为了节省线下成本,王春林将柜台的位置从卖场的黄金地段往角落里搬,还缩减了柜台数量,“以前都是一人一个柜台,现在都是好几家拼一个柜台。”王春林说。

刚开始做网店并不顺利,第一单他就报错了价,少算了100多块。价已经报过去了,要不要发货?王春林很纠结。发了,就卖赔了,媳妇的意思是别发了,在哪儿都是卖,大不了把钱退回去。一番挣扎后,王春林决定还是按时把电脑发过去。“我跟客户说了实情,客户说,他后续还会买的,一定让我把钱挣回来。”

之后的几个月里,这个客户果然陆续带来了六七十台的销售额,当时中关村开网店的商家不多,一个月销量三四十,在北京就能排第一了,王春林尝到了线上交易的甜头。

最近,他还打算开发短视频业务,“把店里上新的照片、装机视频拼接起来,加上片头片尾的素材,配上音乐,上传,操作很简单。”

只要愿意,王春林现在每顿都能吃上足够多的肉炒饼,座驾也从电瓶车换成了奔驰。在卖场的各个角落里,这样的故事不在少数。他们不再依靠中关村的环境了。

曾经作为精品展示区的科贸一层,如今空空如也。
曾经作为精品展示区的科贸一层,如今空空如也。

转战科贸后,陈红将原来的6个柜台缩减为2个。网店兴起,她从线下渠道商逐渐过渡到“双线并行”——开始做网店的供应商。

疫情期间,这种模式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大年初二,陈红接到一通语气焦急的电话,是合作的电商商家打来的:“陈姐,请你帮下忙吧!春节店里只留了两个人值守,现在单子摞得厚厚的,白天晚上干,活儿都干不完。”

在陈红接到电话前,北京有的小区已经施行了封闭管理,网吧也都禁止了营业,有人心痒难耐,半夜溜出来央陈红说,“不管了,有什么你给我装什么吧,只要能让我在家玩游戏”。还有的人连品牌和配置都顾不上了,“能让孩子上网课就行”。

陈红放下电话,马上赶去支援。从踏进店门那一刻起,脚底下就没停过,“一天要装七八十台机器”。恍惚中,陈红还以为回到了卖场刚开业时的盛况。

曾经繁荣的大厦6层创业空间,如今却很少有人来。只有 “学而思”周末还比较繁忙。
曾经繁荣的大厦6层创业空间,如今却很少有人来。只有 “学而思”周末还比较繁忙。

逢着疫情,原本能卖一个半月的货,陈红不到20天就全部售空。但她仍坚持不做直播,也不开网店,她在中关村这些年,一直以做渠道为主,她也知道,应该要“升级”一下了,但迟迟没有行动。

最近一周里,柜台来了两三个询价的新客户,最后成交的只有一两笔。所幸20多年下来,陈红积累了一批人脉,现在“主要就吃老客户吧”。

90年代跟陈红一起做生意的同行,现在鲜少有人还在这个行业。赚到第一桶金后,他们转向绿化和餐饮这种“空间更大”的行业,然后去翻第二桶、第三桶金。

“中关村这个市场,就是只要你有想法、敢干,总能遇到机会。”陈红说。当年,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从外地跑来,要跟着陈红一起学习做业务,先在中关村内部做,做得不错,就南下广州开厂,自己当老板,现在都该奔四了。另一个陈红带过的年轻业务员,后来去了工厂里做销售,不久后就当上了大区经理。小学徒变老板的故事,陈红听了太多太多。

中关村创业大街
中关村创业大街

“大家不像我这么保守啊,只有我还坚守在这里。不光是挣钱,我还是有感情在这里头的。”对陈红来说,十几年来一边把生意也做了,朋友也交了,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很难说现在是卖场需要她,还是她需要卖场了。“市场关闭是必然趋势”,陈红心里也明白,但她“还是想干到中关村最后一个卖场关门”。

回想初到中关村时,她还是个27岁的年轻姑娘,一晃眼,如今她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大一大二的暑假女儿来卖场帮忙,对陈红说,“这种模式太落后了,我适应不了”,后来就不愿再来了。

鼎好大厦关闭的这个月,正好是陈红满53岁的月份。从1997年算起,她人生有将近一半的日子在这里度过。“我人生最好的年纪,那些黄金的岁月,都搁到这卖场里了啊”。

作者  陈明辉  |  摄影 刘浚  |  编辑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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