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亲手将四个女儿推入火坑的奇男子 无一善终!

（原标题：曾国藩，一位亲手将四个女儿推落火坑的奇男子）

本文转载自：识装

前几天在豆瓣看到一个非常奇葩的帖子，大家来品品：

当时我转发吐槽说：怎么现在好多父母那么着急卖女儿呢？

至于女儿才24岁就发疯一样逼婚吗？这不是上杆子送自己的女儿去精准扶贫吗？

家长们总感觉大龄女儿嫁不出去没面子，被家暴也劝她们要忍因为离婚没面子，你的面子有多了不起呀要用女儿一辈子的幸福去换？

难道你们在乎的路人甲乙丙看到你女儿嫁给凤凰男家暴男不会笑的更厉害吗？那时候就很有面子啦？

这里有个现成的例子，被人推崇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曾国藩，不就因为在四个女儿的婚姻问题上决策处置不当，导致有三人不满四十岁就郁郁而终，从而成为他一生最大黑点的吗？

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在坊间的名声一向是很好的。

为人所称道的是，文武双全、位极人臣的曾国藩尤擅治家，《曾国藩家书》直到现在还是常销书，曾国藩的治家原则总结起来是八个字：和以治家，勤以持家。

和以治家的关键是家中人人要讲孝悌，孝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曾国藩认为，孝友之家，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不衰。

勤以持家在曾国藩的字典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

比如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

无论再忙，他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他认为有些教育不能假手他人，和孩子共同学习、沟通讨论的亲子时光非常重要，这才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在对五个女儿的教育上，和儿子们重学识教育的侧重不同，曾国藩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儿们是朝着贤妻良母的方向去培养的，他亲自为女儿们制订每天的“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并且要亲自“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天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

并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

曾家的五位小姐在这般精心地“栽培”之下，身上全无骄娇二气，绝不是电视上演的那种刁蛮无理的千金小姐，但是除了最小的女儿曾纪芬之外竟无一个得善终，这又是为何呢？

这大概得由曾国藩来背锅。

曾家小姐们完全奉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严厉家规，婚姻全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全无一点主宰命运的可能。

对她们以及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婚姻就是第二次投胎，往后过的好不好，全看父母眼光准不准，肯不肯为女儿的终身幸福着想。

曾国藩不是卖女求荣之人，出身贫寒农家的曾国藩向来警惕那些官宦人家的子弟与家风，甚至为了避免掌权者的猜忌，他在联姻之时刻意回避门第观念、贫富等级，所以他择婿尽力避免政治或经济地位上的门当户对，更多地选择那些知根知底的书香人家。

他这么做的初衷很好理解，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容易让女儿受委屈，适当地“低嫁”可以让女儿在夫家更有地位，自己认可的孝友书香之家教育出来的孩子也错不了，家庭氛围也比较融洽。

总结起来，曾国藩的女婿们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都是曾国藩的湖南好友或同僚的孩子；女婿们的父亲都是德才皆备的有识之士；女婿们都通过了曾国藩的面试，可谓知根知底。

这么看来曾国藩对选婿已经够上心的了，怎么最终结果会如此惨烈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

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6岁那年，曾国藩给她订了一门娃娃亲，对方是翰林院编修太史袁芳瑛的儿子袁渝生，两家人是湖南老乡。袁芳瑛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两人在同为京官之时常常结伴去琉璃厂淘古书，一来二去，两家人就熟稔起来了。

当时袁芳瑛的长子袁秉桢长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曾国藩认为三岁定八十，此子不错，可堪为婿，便与袁芳瑛一拍即合。

但是曾国藩没想到的是，袁芳瑛长于藏书，却短于教子，袁秉桢长大之后，非但不喜欢读书，更对父亲的藏书起了一种病态的厌恶心理。

袁芳瑛死于松江知府任上，当时袁秉桢和曾纪静都是18岁，还未完婚，但袁秉桢“不喜故书雅记，以五间楼房闭置诸籍，积年不问”的名声已经流传开来。

袁秉桢有书不读，别人就会来打主意，袁秉桢有饮酒和赌博的嗜好，于是有人就请他去喝酒赌钱，欠下债后，就以书作抵。而袁秉桢发现了他家书的价值，第二年干脆就租来一条船，载数百箱书，运往武汉竞售，购者麇集。

其父一生耗尽心血收集的珍本古籍，被晚清著名学者李盛铎称袁氏藏书之盛为“二百年所未有”，就这样被这个不孝子一朝散尽。

其时，袁秉桢人品的优劣已经一眼便知，但是曾国藩没有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毅然悔婚，他认为如果此时悔婚会被人诟病嫌贫爱富，且对不住已故老友的在天之灵。

为了成全他个人的面子和名声，在守孝期满之后，他还是让长女嫁入了袁家。

曾纪静嫁入袁家之后才发现，袁秉桢的恶劣行径还不止是嗜赌滥饮，在她进门之前，他就已经瞒着曾家未婚而先娶妾，这在当时的世家大族里简直是笑话和耻辱。

大家看《红楼梦》便知，贾宝玉没有娶正妻之前，和他有了夫妻之实的袭人始终算不得正经的姨娘，而只是通房大丫头，至于通房大丫头能不能当上真正的妾，还得看正妻的脸色，贾琏在婚前的通房大丫头就被王熙凤赶的赶卖的卖，最后只留下王熙凤自己带来的平儿。

△平儿算是凤姐的自己人，然而在善妒的凤姐手下仍是百般小心讨好。

至于像薛蟠那样没有娶正妻就先娶了香菱做小妾的，一来薛家只是皇商，商人而已，算不得世家大族这种清贵之家，二来薛蟠本来就是个不守规矩欺男霸女的混世魔王，也就他干得出这样的事儿。

袁秉桢这个人，也就是活脱脱的薛蟠了，他娶了小妾还不满足，还经常出去眠花宿柳，对曾纪静实行婚内冷暴力，基本不去她房里，她一直未曾有孕。

曾纪静只得向兄长曾纪泽哭诉她的遭遇，曾纪泽又告知曾国藩，曾国藩听说了之后也挺上心，他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给纪泽的家书之中，专门讨论如何教育这个女婿。他说：

尔信极以袁婿为虑，余亦不料其遽尔学坏至此，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尔等在家却不宜过露痕迹。

我家内外、大小，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

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荡然无耻，拚弃不顾，甘与正人为仇，而以后不可救药矣。

曾国藩从两方面来考虑，其一，自己作为长辈，可以出面写信教导。

其二，要家中众人不露痕迹，照顾其体面，毕竟是世家子弟，体面还是要顾及的，给他面子他就不会太过乱来。

再者，犯错之初，总有悔改之心，故还要人去敬重他，否则恶行暴露无遗，便会荡然无耻，所谓破罐子破摔，也就不可救药了。

如果这样也无效，曾国藩在信中继续说：若久不悛改，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

曾国藩决定自己下手管教这个女婿了，他想自己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一向是成功的，帮助女婿浪子回头也不是难事。

结果袁秉桢的表现狠狠打了曾国藩的脸。

据曾国藩的日记记载，同治二年五月，曾纪泽带着袁秉桢、曾纪静夫妇来到安庆。曾国藩立即聘请老师，教其读书，然而袁秉桢就是榆木脑袋不开窍，根本无心向学，曾国藩《与澄弟》（同治二年十二月初四日)说：“袁婿读书之事抛荒太久，又心之所向不在此途，故不令其拜师上学。”“延师教之”计划宣告失败。

既然不喜欢读书，那么就去做事吧！曾国藩向来不是死读书之人，他认为做实事也是磨练人心性意志的一种办法，既然袁秉桢喜欢和人打交道，他就因材施教将女婿安排到了徐州粮台工作，让他参与实务。

可是曾国藩日记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记载，袁婿仗着自己是曾国藩女婿“强封民房，娼妓多人”，公然强占民宅嫖娼，将岳父气的三尸神暴跳。

曾国藩不能总不能打女婿吧？所谓“刑不上大夫”，于是就打他的家丁几百杖，又给他招来的妓女掌嘴几百，杀鸡给猴看。

听说岳父大人的诸般处置之后，袁秉桢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以死抗争，当夜吞服鸦片自杀。

曾国藩第二日的日记说：“闻袁婿于昨夕吞鸦片烟服毒，其毒甚重，指甲已青，儿辈以药救解之，直至申刻呕吐二次，始有转机。”

经此一变之后，女婿的行为有所收敛，该月十四日，在妻子等人的陪同下，向岳父大人“谢罪”，并表示“愿图自新”，曾国藩也“为之少慰”，并将此事写于日记之中。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曾国藩的良苦用心，换来的却是绝望。

袁婿的最后结局，曾国藩在家书之中作了交代，《谕纪泽纪鸿》(同治五年三月十九日)说：

袁秉桢在徐州粮台扯空银六百两，行事日益荒唐。

顷令巡捕传谕，以后不许渠见我之面，入我之公馆。

渠未婚而先娶妾，在金陵不住内署，不入拜年，既不认妻子，不认岳家矣。吾亦永远绝之可也。

袁秉桢亏空六百两官银用以花天酒地，这触犯了以清廉为傲的曾国藩的逆鳞，再回顾袁婿曾经犯的未婚纳妾、不认岳家、不认妻子的过错，他痛定思痛，决定和这个女婿断绝关系，老死不相往来。

你以为曾纪静就此逃离火坑了吗？并没有。

在这封信的最后，曾国藩写下了对大女儿的命运判词：“大女送至湘潭袁宅，不可再带至富圫，教之尽妇道。”

他可以不认袁秉桢这个女婿，但是他还是要认自己的女儿是袁家的儿媳，他让儿子将长女送回袁家，不可再带回湘乡富圫的曾家，要让长女去尽“妇道”。

曾国藩不可能不明白长女回到袁家面对的是怎样的生活，但他认为，这样才是“合理”的，女子的命运就该如此，“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

在《谕纪泽》（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里，他就谈到过对女儿们的期待：女不可恋母家富贵，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大女理应在袁家侍姑尽孝，本不应同来安庆，因榆生在此，故吾未尝写信阻大女之行。

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

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效浇俗小家之陋习也。

在曾国藩的价值观里，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本来长女都不该和袁婿同来安庆的两江总督府，而应该在袁家伺候公婆以尽孝道，更何况袁婿被赶回袁家之后呢？

当时25岁的曾纪静回到夫家之后面对的是丈夫和整个袁家的冷暴力，在多次写信回家求助未果之后，于29岁在袁家郁郁而终，临终前袁秉桢甚至在外花天酒地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

不过估计她也不会想见到他吧。

曾国藩的次女曾纪耀18岁时嫁给曾国藩的养子陈远济，陈松生的生父陈源兖是曾国藩的至交，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家一向交好，陈远济幼时父母双亡，相当于是曾国藩看着长大的。

这样的女婿应该够放心的了吧？没想到陈远济幼时聪明慧敏，长大后懒惰平庸，没有上进心，科举屡屡不第，靠当私塾先生过活，还需曾纪耀纺纱绩线填补开销，因为父母早逝，陈远济性格颇有怪异之处，还有咯血的隐疾。

据曾纪芬所著《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上说： “仲姊之嫁后生涯， 有非人所堪者， 而委曲顺从卒无怨色。 ”

后曾纪泽出使英国，提携自己这位妹婿，让他做了自己的帮办，带着他们夫妇一起去了英国，最终39岁的曾纪耀客死异乡，曾纪芬用“抑郁终身”，“无生人之欢”，“令人怆念不置”这几句话总结了二姐短短的一生。

三女曾纪琛的命运更为不堪，她嫁的是湘军有名的战神罗泽南之子罗允吉，罗泽南为了回援被困战阵中的曾国藩，急攻武昌城不下战死，使得年幼的罗允吉一早丧父。

出于对好友的愧疚和对罗家的补偿，曾国藩给两家定下了亲事，这已经是曾国藩第三次因为女婿他爹的能力强人品好，以及和他交情好就把女儿嫁出去了，而事实证明，这次婚姻更加失败。

因为罗允吉早早失去了父亲的教导，他养于妇人之手，成为了一名性格暴躁的妈宝男。

罗允吉的生母周氏是罗泽南的小妾，出身农家，没什么文化，膝下只有这一个儿子可以依靠。

丈夫去世之后，她对这个独苗百般溺爱。罗允吉在宠溺中长大，脾气极为暴烈，有什么要求必须立刻满足，否则就大闹不止。

结婚之后，罗允吉凡事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就对纪琛大发雷霆。

儿子如此，婆婆更难相处。

曾纪芬说三姐的婆婆“性颇悍厉”，竟让大家闺秀曾纪琛自己刷马桶，还纵容婢女辱骂这个儿媳。

Via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曾国藩家书>与曾氏家风文化》，岳麓书社2017年2月

很难想象吧，大清朝最风光的权臣之一的亲生女儿，竟然在婚后被妾室出身的婆婆虐待，去刷马桶，甚至连婆婆身边的婢女都能辱骂她。

曾纪琛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丈夫和婆婆，给大哥写信哀求他向父亲求情能不能回娘家居住，结果曾国藩于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回了一封信，彻底断绝了纪琛的念想：

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不知平日在三女儿之前亦或暴戾不近人情否？

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

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

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

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这封回信大概的意思是，即便女婿是像薛蟠一样的混世魔王，我的女儿们也万万不能做泼辣的夏金桂，而是要做忍气吞声、温柔顺从的香菱，不可轻易对丈夫说一句顶撞违逆的话。

因为丈夫就是天，夫可以做坏事，妻却不得不顺从。你看你老子我官多年，为人处世不也是在忍气耐劳这四个字上下工夫吗？

曾国藩其实很不厚道，他在官场上可不是真的做委委屈屈的香菱，他遇到争斗的时候往往是在外人面前哭着喊着自己是香菱，拼命示弱，暗地里却是像夏金桂那样卯足了劲儿去战斗的。

但他却不把这些斗争技巧教给自己的女儿们，只一味让她们忍受婆婆和丈夫的虐待，果不其然，这些女儿们的命运，也就跟香菱一样了。

纪琛在罗家战战兢兢地活到了五十多岁，为了尽“妇道”，她生下的儿子没养大，就给罗允吉张罗着纳妾，罗允吉早逝后，纪琛依然留在罗家守寡伺候婆婆。

四女儿曾纪纯所嫁是郭嵩焘之子郭依永，这位女婿的人品、学识都很优秀，继承了他爹的优良品质，可惜身体不好，21岁就去世了。

他的母亲是郭嵩焘的小妾，为人刁钻刻薄，对曾纪纯充满敌意，曾纪芬称“（四姐）日食至粗之米，唯以菜菔为肴，月费一银亦吝而不与。其境遇艰苦可知矣。”

曾纪纯此后在恶婆婆家中，独自抚养两个幼子，整日温饱不继，三十五岁就积劳成疾去世了。

曾国藩晚年也曾痛悔过，说：“别人说我会看人，女婿都没选好，还谈得上什么会看人，我心里惭愧。”

他在日记中提到得知长女过世噩耗时的心境：“接李少泉信，知长女适袁者于九月下旬去世，为之伤感。……不料女儿中有袁氏女之变，老境颓唐，不堪伤感。”

唐浩明先生将曾国藩的嫁女悲剧归结为三点，一是曾国藩选的不是女婿而是亲家，二是一旦定亲不能悔改，三是夫死女不能改嫁。

四个女儿的悲剧，可以说是曾国藩造成的，但又不能完全归罪于他。

身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之一，曾国藩也有难以逾越的时代壁垒，他知道中国需要开眼看世界才能强大起来，他是坚定的洋务派，在他的奔走之下，清政府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但是曾国藩不知道的是，真正能让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西方的技术，而应该是先进的理念，只有程朱理学不再戕害人性，人们的思想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强大。

所以到了小女儿曾纪芬的婚事这里，曾国藩表现出了难得的开明，他不再早早定下娃娃亲，不再因看重父亲而选其子为婿，而是决心要给五女选一个人品好、学问好、家境好、公婆好、体质好的五好女婿。

△曾纪芬晚年肖像

最终曾国藩为女儿选中了衡阳人聂缉椝，聂婿自小得父母严格教导，人品极好，虽然父亲出身不高，官儿做的也不大，却以本人的能力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

曾纪芬在24岁的“高龄”才嫁入聂家，在她婚前，父亲、母亲以及聂缉椝的父亲都过世了，小两口失去了父辈的荫庇，一切都靠自己奋斗，却过得前所未有的幸福。

聂缉椝历任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安徽巡抚、浙江巡抚等要职，后来不做官的聂缉椝竟然开始经商、到洞庭湖区垦种，积累起雄厚的资本，1908年以三十二万两银子买下一家纺织公司，成为近代早期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其子聂其杰于1920年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聂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地位举足轻重。

曾纪芬则活到90岁，晚年号“崇德老人”，她和丈夫一生感情甚笃，有11个子女，其中有9个为她所亲生。到她1942年临终前，子子孙孙四世同堂，已有100多号人了。

可以说曾纪芬获得幸福的代价太为高昂，她的父亲曾国藩先生足足用了四个女儿的婚事去练手，才总结出了嫁女儿的成功要诀：不要用父辈的面子问题去左右儿女的婚事，子女的婚姻不是用来满足父母愿望的，而应当是他们获得幸福的途径。

难道孩子过得开心快乐不是父母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吗？逼他们结婚，逼他们生孩子，看他们苦不堪言的表情，你难道会从中获得快感吗？

同时，也要请各位被催婚催生的孩子们醒醒，大清早都亡了，你不是只能哀求父亲开恩救你的曾国藩女儿。

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不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的决定权在你手上，只要你经济独立、人格健全，你就不该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就算是至亲也不行。

毕竟到最后承受一切的，不是逼你做决定的人，而是你自己啊。

参考资料：

刘绪义《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九州出版社2015年10月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曾国藩家书>与曾氏家风文化》，岳麓书社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