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择业的重要性，商鞅为何先选择魏国，而后跳槽到秦国？

战国时期的人才市场，如同今天的择业平台，完全是开放的。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游，能人们都有跳槽的经历，诸如范雎、吴起、苏秦、张仪。商鞅也不例外，他是卫国人，学成后就职于魏国，最终跳槽到秦国，商鞅的三级跳，既是为实现个人愿望，也符合时代特征。

商鞅政法大学毕业，自然“迷信”法家治国理念。他没有选择为祖国（卫国）服务，转而去了魏国，可谓：人往高处走。历经李悝、吴起两位法家大神的改造，魏国此时已鹤立鸡群，如日中天，傲视群雄，以盟主自居。能入职这样一家巨无霸公司，是每个求职者，特别是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梦寐以求的，除了待遇外，他们更看重的是学习机会，成长平台，晋升空间。

作为卫国国君的庶子，商鞅并不差钱，他去魏国，看重的是学习机会和晋升空间，他千方百计地投身在魏国丞相公叔座账下，做一名中庶子（秘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大师兄李悝的“法经”，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的法家治国典籍，况且李悝在魏国变法而取得成功，理论结合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商鞅当然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公叔座慧眼认识，他觉察到商鞅乃人才难得，他一定要寻找合适的时间把他推荐给魏惠王，无奈时间不等人，公叔座的突然离世，使商鞅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临终前公叔座草草交代后事，当面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让其接任魏国丞相 。(公叔曰：“座中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 ——《史记.商君列传》)

世人批评魏惠王不识人而错失商鞅，这不过一面之词耳。商鞅此刻不过底层干部，更多程度属于实习生，没有主持国政的工作阅历，仅凭公叔座临终前草草几句话，三言两语就说服魏惠王把国政大事托付于商鞅，未免有些仓促了吧，难怪他质疑公叔座发烧说胡话（公孙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其不悖哉？）。

于商鞅而言，他不想过拿工资喝茶看报混日子的生活，他必须实现胸中的理想，即：推行法家治国理念，实现个人抱负。为此，他只得另选新东家，大大小小、强弱贫富的诸国都是他的选择对象，上哪里去呢？

商鞅在魏国得不到重用，其他国家呢？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庞涓，吴起在楚国，韩国有申不害，他们皆有王佐之才，至于以后是否都取得重大成功，乃是综合因素下的表现，非简单以人之才能大小而论。简而言之，商鞅同时代的人才比比皆是，且都名声在外，小有成就，魏国做中庶子的商鞅同他们比，火候还差一点。商鞅的理念是宁做鸡头，不为牛后，他要的是主持国政大权，在一个体系成熟，框架健全，结构稳定的体制里，新手想要短期内插足其中，总览朝纲，几乎没有可能性。

商鞅谨慎选择，最终把目光投向西边的秦国。秦国历经了持续的衰退后，已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秦孝公即位后，立志振兴国家，恢复穆公之霸业，于是他向外界抛出了招聘高级人才的计划书，开出史上最高的价码，很多人慕名而去，商鞅便是其中之一。（“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 ——《资治通鉴》秦孝公求贤令”）

秦孝公的招聘计划书特别符合商鞅的胃口，只要能使秦国强大即可，要求越简单，事办起来难度越大，如何能让秦国强大呢？这个问题于他人而言，不着边际，无处下手，于商鞅却是正中下怀，手到病除，他的专业及特长正是如此。

商鞅有信心助孝公实现强国之愿望，他在魏国深造多年，研习李悝的“法经”并加以改造，简单地说，李悝在魏国变法的那一套，照搬照抄即可，何况还要结合秦国实际，发扬光大。而躲在函谷关以西的秦国同山东六国比，由于信息闭塞，体制僵化等原因此时处于封闭、落后的旧时代，函谷关以东的改革春风迟迟未到，这对商鞅而言，的确是好兆头，他的法家治国理念，在山东六国早已是吃过的剩菜，毫无新鲜感，而在古老的秦国却是天外之音，闻所未闻，秦孝公要么不重用商鞅，要么就是举国而听之，这是支撑商鞅西去的理由。

前来秦国应聘的各路大神，数不胜数，儒家，道家，法家，应有尽有，秦孝公于万花丛中，独选商鞅，正是被商鞅新的治国理论所征服，商鞅在于甘龙、杜挚扥秦国老贵族的探讨中，舌战群儒，击中要害，秦孝公思考再三，最终下定决心，启用商鞅，推行变法，一个新的时代诞生，一个新的人物出现，这就是大秦帝国和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