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工资都拿去造星，但他们似乎没什么X用…

2020新一期的福布斯运动员收入榜出炉，费德勒、梅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这三名世界顶级运动员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亿美元，许多规模较小的职业球队市价都达不到这个数字。

毫无疑问，职业运动员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不单单食物链顶端的球星们能够成为亿万富翁，大部分运动员都能够靠着这份特殊的职业过上极其优渥的生活，享受财富的滋润以及粉丝的仰望。

但，他们真的应该“值”这么多么？

其实相较“运动员挣钱多”这个我们最近开始习惯的现实，顶级运动员成为打工皇帝的历史远比我们以为的要短。早几十年前，职业运动员在社会上的职业定位更像是蓝领工人或者马戏团成员（40年代马戏团里还真的有靠表演罚篮维生的演员），而最初的NBA选秀就反映了人们并没有将“职业运动员”列入体面的职业规划内的现实：1947年，被匹兹堡钢人（随后解散）选中的状元克利夫顿-麦克尼利甚至干脆没有去NBA报到，而是选择回到德州担任一所高中的篮球教练。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麦克尼利的行为显然是不可理喻的，但麦克尼利的理由充分而有力——因为这所学校愿意给他7000美元的年薪，这是一个当时NBA根本开不起的价码。

麦克尼利

因为类似的理由，早年间很多水平出众的球员都没有跨入职业体育的领域，在NBA草创的前两年，22名首轮秀中有8人做出了和麦克尼利同样的选择（后面的二三四轮秀更是如此），其中一些人如唐-帕森斯（钱德勒-帕森斯的爷爷，大学毕业后直接去华尔街任职）一般在其他行业开启职业生涯，而另外一些人则一边打球一边兼职养活自己，甚至连靠打球挣得最多的顶级明星球员也不例外：“跳投之王”阿里金会在假期打零工，NBA第一代巨星乔治-麦肯则在业余时间为人做法律咨询，前历史得分王鲍勃-佩蒂特干脆去银行做信托基金经理等等……

PS：作为当时的NBA历史得分王，佩蒂特在32岁退役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NBA打球挣得太少，此前他在NBA打球平均年薪约为30000美元，而退役第一年他改做银行高管年薪马上涨到55000美元

其实在职业体育发展初期，运动员这项职业不受重视其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作为“不事生产”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他们的工资于社会生产力直接挂钩，当生产力还没有充沛到足以轮到体育竞赛业吃甜头时，运动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自然处于低位。

根据《体育产业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介绍：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超过6500美元后，对体育消费较大规模的有效需求才开始形成，支持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按照这个标准，美国要到1973年才达到，而我国达到这个水平大约是在2016年左右。

所以，有足够高的经济水平兜底，民众有足够多的“闲钱”消费时，职业体育才能形成有规模的产业链。而这也就是运动员作为第三产业从业者的“生产的土壤”。土壤越肥沃，运动员能摘的果子自然就越大越多。

而帮助他们实现价值飞升的，则是八十年代后的发生的电视转播技术革命。

其实没有技术的帮助，新时代的体育明星们要想达到他们的影响力是不可能的：伴随着电视转播以及网络的发展，原本只能服务于当场的万余名观众的比赛，通过卫星信号可以覆盖到数以亿计的观众，而这彻底改变了职业体育的生态。

电影《十二怒汉》中的一幕就生动地诠释了这点：一名角色在被困于发生辩论的场景时，就不断提及自己要赶不上棒球赛开场。如果放在今天，或许他可以在休息时间拿出手机观看这场比赛（如果他的手机没被收走的话）。

但以上提及的情况早已成为过去式。随着全球化的脚步，比赛这一产品被销售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而伴随着这种对内对外双方面的倾销，垄断也就随之形成，比如以往北美大陆的篮球观众过去就有NBA和ABA、甚至还有CBA（北美大陆篮球联赛）可以选择，但现在除了NBA以外，其他联盟全部都因为无法经营下去而退出主流舞台或者干脆消失不见。

由此，体育竞赛业也从赚一个球馆万余名观众的钱，突然进化到可以赚全世界各地粉丝的钱，技术爆炸让资本的盘子做大，球员的数量没有增加，但他们可以带来的产值却越来越高，而报酬自然也开始如指数般膨胀——哪怕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和过去产生什么差距。

1910年代，顶尖的棒球明星泰-科布年薪是2万美元，据媒体折算相当于今天的50万美元。1970年代，世界瞩目的拳王阿里一场比赛酬劳已经可以达到相当于今天的2700万美元，但吸金能力还是不如帕奎奥和梅威瑟的世纪之战。

甚至，体育竞赛业也成为很多美国中小城市（汽车城底特律、开发页岩油的俄克拉荷马……）谋求转型旅游城市的“救命稻草”。成为市长的凯文-约翰逊极力要把国王队留在萨克拉门托也正是这个道理。

当然，逐利的资本家并不愿意运动员们多拿钱，资本的集中甚至会出现剥削的情况，这在上古时期的NBA切实存在。所以才会有劳资谈判和球员工会的出现，保证球员在其中分到足够可观的甜头。

在1964年以前，NBA球员的平均工资只有8000美元；1967年时任球员工会主席保罗-西拉斯经过谈判将球员最低工资增加到30000美元；1984年，球员平均年薪达到275000美元；1999年，这个数字再次大幅度增长，球员平均年薪达到450万美元。

到今天的2020年，NBA球员平均年薪已经达到了690万美元的水平，其中还有众多年薪将近或者超过4000万的超级球星。

用NBA 传奇鲍勃-库西的话说，“1963年，年薪35000美元的我是全联盟赚钱最多的球员，而40年之后，一个叫迈克尔的第一后卫赚到了3500万美元，去年，勒布朗一年就赚了4000万”。

伴随经济地位的提升，运动员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一个现象也自然而然的发生了——长期处于报道中心的他们，因为自身影响力被媒体放大，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获得了超越自身行业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用今天的话说，运动员“出圈”了。

阿里与民权运动家马尔科姆-X

这一过程的推动或许并非出自运动员自身的本意。比如拳王穆罕穆德-阿里，他是以运动员身份成为社会意见领袖典型的代表人物：1966年，拳王阿里拒绝参军打越战，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五年监禁。阿里对此做出了激烈的抗争。尽管他的拳王头衔被剥夺，参加拳击比赛的执照被吊销，但阿里反而利用他强大的影响力在高校之间发表演讲，鼓动民众舆论向美国政府施压。

“我的敌人是白人，不是越共、中国人、日本人。当我想要自由时，你阻挠我，当我想要公正时，你阻挠我，当我想要平等时，你阻挠我。美国甚至不会维护我的宗教信仰，在我生活的土地上你甚至不会帮助我，而你现在想要我去为你打仗？”

“越南人没有叫过我黑鬼！”，阿里的话让民众振聋发聩，随着民间反战情绪的高涨，以及阿里作为全民偶像的公众身份的影响力，美国最高法院在终审时全票推翻阿里有罪的判决，阿里也就此在美国民众心中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位置。

阿里最著名的反战宣传照，模仿古罗马故事中被皇帝下令用乱箭穿射的圣塞巴斯蒂安

伴随着阿里和一系列文娱明星的出现，社会偶像逐渐开始从战争史诗中的英雄开始转化为文娱明星：阿里、迈克尔-乔丹、勒布朗……他们潜移默化开始作为“公众人物”输出价值观，影响世界和社会的走向。

然而这种影响并不一定都是正向的。文体明星得到高收入和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同时，矛盾也随之出现：尽管他们对于基层民众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但他们其中的大部分对除本身行业以外的专业知识却并不了解，由此导致一些荒诞“暴论”（比如所谓欧文的地平说）的出现，反而会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

而美国这次黑人抗议事件也体现了这一点，丹佛掘金新秀迈克尔-波特发表了与舆论方向相反的意见，被同行与民众群起而攻之，甚至被一些前辈逼问：“你该好好选边站了”。

与他相反，NBA两位年轻的球员工会副主席杰伦-布朗和马尔科姆-布罗格登亲自上街参与抗议，就受到了一致好评。而许多非洲裔公众人物也不得不受迫于舆论压力发声，就连基本不参与公众事件表态的迈克尔-乔丹这次也立场鲜明地站队，JR-史密斯甚至公开要求演艺界名人威尔-史密斯对事件表态。

所以，尽管人们似乎开始渐渐习惯这样的社会场景，并且有所谓“公众人物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的“理论支撑”，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点对于很多运动员和演艺明星来说实属强人所难。

很多站得足够高的运动员都对社会问题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警惕，比如前文提到的乔丹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尽量避免参加政治讨论，年初去世的科比在此前多次种族冲突事件中也往往保持了相对克制的客观姿态——这或许与他们的生意与经济活动有关系，但主动避免站在风口浪尖从来都不是什么坏主意，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毕竟，连詹姆斯这样的社交大师也有过在美国“翻车”的经历。

长期以来，詹姆斯一直站在为黑人权益大声疾呼的最前线，除了NBA场内的优秀表现之外，他的公众形象一直维持的很好。但由于在去年10月莫雷事件中站在了相对客观的角度发表言论，詹姆斯在美国的声誉显然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他近日为黑人弗洛伊德被杀事件发声时，很多民众还会质问和讽刺他（和哈登），说他们在外对中国唯唯诺诺，在国内却对美国重拳出击。

美国网友漫画讽刺詹姆斯和哈登

这可能就是所谓“公众人物”的问题，新时代为他们带来了“生产力革命”，让他们享受到了前人无法享受到的财富和话语权，但他们本身却并不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说权威）来使用它，甚至反而受其影响。观众没有足够的理性将明星的个人修养和专业能力分开看待，而明星也很少能有足够的个人修养能够将个人价值观输出和专业素质带来的影响力分隔开来。

乔丹在《最后一舞》记录片曾经提到：新秀赛季的乔丹走入队友的酒店房间里，看到的是妓女、酒精、毒品……那么，对社会公理缺少辨识能力的青少年是否会效仿其言行举止？民众是否会因名人的言行盲目追随？美国从来就不少这样的事情，疫情期间的特朗普和美国民众或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体育本身有着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但细化到个体却变得不可控。只是可靠规则约束，尽量减少“德不配位”的现象。所以，已逝的前NBA总裁大卫-斯特恩才会在其任期内大力整顿联盟形象，严格推行着装令和重罚场内外的违纪行为以及比赛斗殴。

但直到今天，北美四大联盟场外的各种丑闻还是层出不穷，商业价值领跑全世界的英超联赛也不乏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养活《太阳报》……

而这种“德不配位”的现象反过来是否也在提醒我们，文体明星的强大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被捧出来的虚幻的假象？他们对于社会的价值并没有想象中重要？而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又是否太过严苛？

类似的问题在平时可能无人问津，但放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特殊时期，矛盾却变得异常尖锐。比如在今年年初就有很多媒体询问文体明星与新冠病相关的问题，但像利物浦主帅克洛普那样能保持冷静，反问出“这么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要问一个足球教练？”的人并不多，反而是类似洛夫伦称5G会传播病毒，戈贝尔摸话筒表示无所畏惧，德约科维奇大声疾呼反对接种疫苗，穆里尼奥带队公园训练违反居家令之类的新闻层出不穷。

克洛普谈新冠时提醒民众：“名流说啥不重要”

这也许导致了另一种思考：我们这的这么需要这些文娱明星么？以我们身边的情况为例：在最近小一年的时间里，很多国内球迷开始意识到，即便没有火箭队、NBA、英超……甚至不去电影院，都并不影响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毕竟虚拟的瓜填不饱肚子，财米油盐酱醋茶才是真正的食粮。

那么，我们对于文娱活动的消费需求，到底是不是被消费主义人为的放大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哪些东西才是真实的需要，而哪些是虚幻的泡沫？至于日常生活中那么多“代表我们声音”的意见领袖公众号和十万加，我们真的有那么多的诉求需要他们来“帮助表达”吗？

最后，我想反推讨论的出发点——都说运动员赚钱多，但真的有“那么多”吗？

根据2019年《福布斯》对文娱产业名人收入进行统计，收入排前10的只有4名运动员，最赚钱的运动员梅西要落后于泰勒-斯威夫特、凯莉-詹娜和坎耶-韦斯特。

在前100名中，运动员只占了34名，不如演艺界人士。

但是，2020年这份榜单发生了变化。尽管瑞士天王费德勒还是排在凯莉-詹娜和坎耶-韦斯特之后，不过前10的构成中有5名运动员，如果把曾经的摔跤明星巨石强森算进去，那么应该是5.5个（因为现在他的身份更倾向于演员）。

这也从侧面印证，运动员的影响力与收入日益提高。

然而运动员的高工资并非永无止境，工资的水涨船高不能跨过资本家保持收支平衡的红线。

换言之，只有资本家赚的更多，才能给附属的运动员分更多的钱。

所以，再换个角度，如果运动员和资本家做比较又如何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加直观：有史以来赚钱最多的运动员，身价已经达到21亿美金、年收入超过1.3亿美金的迈克尔-乔丹，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只能排在1001位。而且别忘记，乔丹已经成功完成原始积累，跻身为真正的资本家，甩开了其他运动员一个身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