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警惕西方借疫情煽动种族主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11日在《联合早报》网站发表文章表示，应警惕西方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煽动种族主义。文章摘编如下：

辱华言行死灰复燃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病毒出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所有社会、所有国家的敌人，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来共同应对。但是，正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候，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或华人的种族主义言行也在快速死灰复燃。

《华尔街日报》2月3日公然刊登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为题的文章。一家西方主流媒体竟然使用如此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标题，意义深刻。《华盛顿邮报》2月5日发表文章《新型冠状病毒重新唤醒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老旋律》，讨论美国再次日渐增强的反华人社会情绪。实际上，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对华“隔离”政策和过度反应，也不言自明地隐含着浓厚的种族主义因素。

西方一些国家的种族主义行为根深蒂固。前不久，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强调，美国和中国的争端“是美方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这番言论再次把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拉到美国外交政策前沿。基于种族的外交理论已经在潜意识层面成为一些人的种族情结，一旦有机会，就会重返美国的外交话语。

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或忽视这种种族主义理论的加快抬头。就国际关系而言，今天美国和西方世界最担忧的就是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在于其内政，今天西方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内部秩序出了问题，进而影响到其外部秩序。不过，西方却普遍认为，对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来自外部，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来说，如何应对中国自然变成美国外交的最高议程。要有效应对中国，就要有一种理论指导。

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西方所确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个秩序具有种族性质。在西方内部，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不同，从来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西方自由主义。但是，就种族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又存在一个高度统一的认同，即世界被简单地分成“白人与非白人”或“西方与非西方”，而“白人”和“西方”的目的就是将整个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化”。更重要的是，因为内政是外交的基础，“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内政，所以西方在确立“自由国际秩序”的同时，必须把这个体系的成员国的内政“自由化”。在这个理论认知下，干预他国内政或当代所说的“政权变更”，也成了西方外交的一个主体。

多元秩序难以阻挡

西方的所有扩张都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认知，即“白人优越论”。这一理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达到顶峰，当时，西方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个文明标准，即西方文明，说西方即说文明，说文明即说西方。“白人优越论”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背后既有硬力量，也有软力量，硬力量以经济军事力量为代表。经过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西方在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各方面成为全方位的强权，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能够和西方国家相比。

软力量方面，19世纪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很快成为西方主体意识形态，为西方“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应用于解释社会发展。因为西方“物种”强大（打败了其他国家），所以西方是先进的、进步的、文明的、道德的。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的民权运动崛起，尤其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西方国家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至少有所收敛。“文化多元主义”因此崛起。

但是，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后，情况有了急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被视为得到证实。之后，不同形式的恐怖主义发生在欧洲诸国。西方开始对西方文明的包容能力发生怀疑，知识界和政治人物开始公开承认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

更糟糕的是，很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因为长期受西方统治，已经在潜意识层面接受了这一认知。在一些地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与西方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人为了一些利益，人为地创造变相的“民族”或“种族”，例如强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同“认同”和制造他们之间的冲突，例如“先来者”对“后来者”、“本地人”对“外来人”等。这些所谓的“准民族”已经导致政治纠纷和冲突，未来也必将造成更大、更为强烈的冲突。

不过，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文明国家的崛起，西方的种族主义有可能得到制衡和遏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基于文明的国家，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一个多元国际秩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多元国际秩序的基础不仅仅是硬力量，更包含以价值为核心的软力量。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诸“神”共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