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病夫”到“火车头”——默克尔的经济遗产

*本文来自智堡Wisburg（ID：zhi666bao），作者张纬杰，原文标题《从“欧洲病夫”到“火车头”——默克尔的经济遗产》*

一切消逝的，不过是象征；

那不美满的，在这里完成；

不可言喻的，在这里实行；

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

——《浮士德》，梁宗岱译本。

2018年10月29日，德国现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宣布在本届任期结束后不再寻求连任总理乃至任何政治职位，至此，默克尔时代开始进入倒计时。

先前，我们已主要从政治角度出发，为各位描摹了一幅详细包含其成长背景与性格特征的默克尔肖像：《帝国的转身：默克尔的“肖像”》。默克尔执政的13年，既是德国政治声望与日俱增的13年，也是其经济地位发生巨大变化的13年——“欧洲病夫”至今已蜕变为“欧洲火车头”。在默克尔肖像的末尾处，我们提到随着默克尔的离去，未来，欧洲乃至全球政治或都将蒙上一层不确定的阴影。而在本文中，我们则将以经济视角切入，谈一谈默克尔给德国经济留下的影响，并尝试去思索，后默克尔时代，德国乃至欧洲经济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在默克尔肖像中，我们已经指出，默克尔人生前35年在东德的成长背景给她的处事作风刻上了鲜明的印记，使其执政风格具有鲜明的“稳健、务实、谨言慎行”等特点。这些特点在她的经济决策中亦不例外，以至于除了少数事件外（比如欧债危机），我们几乎很少见到默克尔活跃在经济领域的身影——这与常常被拿来与她作对比的撒切尔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并不能表示默克尔对德国乃至欧洲经济的影响无足轻重，我们认为，默克尔虽然在经济方面谈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但却是一名杰出的执行者，她执政时期在经济领域留下的三大烙印——劳动力市场改革、紧缩偏好、难民经济学，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对德国乃至欧洲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首先谈劳动力市场改革。

（一）“欧洲病夫”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默克尔开始走上仕途，并在其政治导师科尔的提携下历任妇女青年部部长、环境和核能安全部长以及基民盟主席。然而，虽然此时默克尔个人的仕途之路看起来顺风顺水，但同一时期，德国的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

虽然科尔凭借巨大的政治勇气完成了两德统一的大业，但这份事业在经济上亦带来了沉重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西德与东德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经济差距，为了支持东德的振兴，统一后的德国政府通过征收团结税给东部地区输血，每年净转移支付量约为德国GDP的4-5%，但却收效甚微。

此外，德国的福利体系“过分发达”，劳动力市场刚性太强，比如：雇主要解雇员工，必须根据被解雇员工的家庭情况给予适当补偿，这导致企业不敢解雇困难员工；而即便失业，失业者仍可以拿到相当于失业前薪水60-70%的补贴，最长甚至可以持续3年……2002年，德国社会福利支出为4870亿欧元（占当年GDP的23%），从1991年到2002年，政府债务更是翻了一番。为了支付高额的福利费用，德国政府被迫一再提高税率，1997年，德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3%，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53%，企业税为51.83%。高税收带来的对工资的高要求又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从而继减少了企业利润，也导致了资本外流。

在1998-2003年间，德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只有1.2%，而失业率则从9.2%攀升到11.1%，以至于被外界轻蔑地嗤为“欧洲病夫”——这个100多年前俄罗斯帝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内外交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蔑称。

有鉴于斯，2003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决定放手一搏，推出了一系列具备相当争议性的改革措施，这就是著名的《2010议程》（《2010 Agenda》）。

（二）萧规曹随的政治变色龙

之所以说《2010议程》充满争议性，因为其内容大都围绕在削减福利制度上，包括削减退休金、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福利门槛等等，这对西方代议制政体而言，引发的反弹可想而知。而其中，又以对劳动力市场改革之影响最为深远，主要内容包括：

削减失业保险，既减少补贴金额亦缩短补贴时间；

调整解雇保护政策，使雇主更方便地雇佣和解雇员工；

提供就业培训，支持自主创业并发放补贴；

允许从事“微型”工作，即月毛收入低于400欧元的工作，类似于短工，可免税，从而增强劳动力市场弹性；

就业中心给失业者强制介绍工作，只可以拒绝一次，否则会面临削减补贴的惩罚等等……

此时，随着1999年与其政治导师科尔的决裂，默克尔早已升任基民盟主席一职，并摩拳擦掌准备竞选总理。2003年3月，当施罗德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说并宣布“2010议程”，默克尔不断打断之并抗议，她表示，“不清楚施罗德是否真正意识到德国当下所处危机的严重性——德国必须重回欧洲之巅，而对此需要的绝不只是某个议程！”

《2010议程》导致的福利下滑确实在短期内带来了民意的反弹，默克尔以此对施罗德展开猛烈攻势，终于使施罗德在2005年黯然下台，而她也因此顺利登上总理之位。但些许讽刺的是，在2005年默克尔上台后，她对《2010议程》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在第一次议会演说中，她就反而表达了对其前任施罗德的感激，因为他“勇敢而坚决地通过《2010议程》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体制可以更好地适应于新时代。”2017年，当时任社民党主席兼总理候选人的马丁·舒尔茨开始对《2010议程》提出异议时，默克尔在一次讲话中亦表达了对该议程的褒扬：“2005年以来，我们国家的发展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成功史。但是社民党人可能至今还不愿意承认这段成功史，他们给人的印象甚至是对此感到羞耻。”在欧债危机最严重的关头，默克尔还说过：“《2010议程》乃是改变当下欧洲的结构性弱点并迈向更强大未来的不二法门。”

实践中，默克尔亦继承了《2010议程》中的大部分措施，包括削减福利开支与劳动力改革等。这一系列措施造就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便是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弹性非常强，比如，德国企业甚至可以对既有的工会协议作出调整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否认（这在法国是很难想象的），且直到2015年，德国一直没有国家层面的最低工资制度（法国不仅早已有之，而且最低工资标准较高），这使得德国的生产率（每小时GDP）在略高于法国的同时（体现为左图的蓝实线和绿实线），单位劳动力成本远小于法国：

不仅与法国相比，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相对弱势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德国失业率非常之低。如下图可见，2005年之后，德国失业率几乎是在断崖式下降：

下图更是稍显无奈的展现了德国劳动者的弱势地位。蓝线是20年来德国实际每小时GDP的增长轨迹，红线是工会与企业谈好的实际工资增长轨迹（已经比蓝线低了不少），而绿线则是工人们实际所得时薪增长轨迹……

但无论如何，客观地讲，考虑到德国强大的制造业传统及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较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使德国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这无疑对过去十余年来德国的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笔者认为，默克尔对《2010议程》的坚守，除了奠定了德国自身崛起的基础外，还在不经意间产生了两个影响：

第一，让德国民众很早就开始过（相对而言）的苦日子（削减了先前的福利），所以当欧债危机爆发时，如果默克尔政府贸然决定向希腊等某种程度上因“福利太好”而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支持，那十分有可能引起本国民众的不满与反弹，继而威胁默克尔自己的政治生命；

第二，《2010议程》给默克尔提供了一套具体的可资借鉴的“紧缩方案”，我们很难说，她在后来对欧债危机的处理中没有受到《2010议程》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确实看到，默克尔对陷入危机的欧元区债务国的援助条件里，很多与《2010议程》中的措施如出一辙——包括削减福利、财政整固等等。

下面，我们便转向默克尔执政时期在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一段时间——欧债危机时刻。

（一）“默克尔经济学”可能是怎样的？

2007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初现，并在发酵一年后引爆了雷曼，全球金融危机由是而始。

又一年后，新一届希腊政府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之比预计分别达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上限，希腊债务危机拉开序幕，并在随后进一步蔓延到爱尔兰、葡萄牙等国，西班牙、意大利也开始受到威胁，发端于希腊的债务危机，终究演变为欧洲债务危机……

关于默克尔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各位或许并不陌生：对援助希腊等国迟疑不决、反对欧元区“共同债券”、推《财政稳定协议》并设置“债务刹车（debt brake)”以及四处宣扬“紧缩论”等等……作为默克尔少有的积极活动于经济领域的时刻，她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为我们管窥其经济思想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参考。Stephan Pühringer通过政治语义学的方法，利用2008-2014年间默克尔的32次演说与超过300页的讲话稿，发掘了默克尔经济思想中的诸多元素，我们在整理后发现，默克尔在金融危机乃至随后的欧债危机中的种种言行，体现了其经济思想中的两大特点：

第一，总体上看，默克尔仍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

早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2009年的达沃斯峰会上，默克尔便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市场过剩”（market excess）而非“市场力量”（market forces）本身。在谈到未来世界经济面临的五大挑战时，第一点便提出“要让市场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从而自由地发挥其力量。这是危机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将是危机后复苏的主要动力。”

在2013年“德国工业之日”（“Day of the German Industry”）上，默克尔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政府干预措施，并说道：“我关注社会的力量，即企业，因为他们本身就能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而在谈到政府的角色时，她表示政府的职能在于“为尽可能自由的框架条件奠定基础”，并力主政府应该远离经济活动，“只要我们不在经济领域引发动荡，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而相反，如果我们因不合时宜地指手画脚而引发了波动，那么我们反而会遭遇总体上更低的增长。”

但是，默克尔对政府干预抱有如此强烈的反对态度，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她讨厌债务——而这几乎是政府干预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于是便引出了其经济思想中的第二个特点，纪律与紧缩偏好。

早在2008年于斯图亚特举行的一次CDU例会上，当谈到刚刚发生的雷曼兄弟倒闭事件时，默克尔便略带嘲讽地说：“他们应该听听施瓦本家庭妇女（Swabian Housewife，施瓦本位于德国西南部，当地主妇以勤俭持家著称）关于怎么管理好钱袋子的意见”。

2009年，当希腊债务危机开始发酵时，在德国IHK（"Industrie-und-Handeslkammer"）上，默克尔不客气地说道：“债务危机的积累已经有好几年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过着与他们的收入不相称的生活（“living-beyond-ones-means”）“——一个典型的施瓦本家庭妇女形象几乎跃然纸上……

而被大多数政治人物大加批判的投机行为，在默克尔“纪律与紧缩”的偏好下，似乎也没那么讨厌了。2011年达沃斯峰会上，默克尔声称投机行为对政府决策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它强迫政府遵守“市场规则”，她进一步说道，“这些投机行为存在着真实的背景，因为是我们给了这些投机者以可趁之机……要不是因为某些国家债台高筑，这些投机就不会发生。”

……默克尔对债务的反感与抵触，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在2010年的“德国经济领导会议”上，默克尔首先强调了市场的“纪律功能”，并认为市场才是经济政策的“最终裁判人”。她宣称：“我们深深的信仰是……市场机制，比如不同利率，应该具有纪律作用。”在2009年对银行业领导的一次讲话中她也强调，“市场纪律应该是市场机制的核心部分”。

在如此强烈的纪律与紧缩偏好及其衍生出的对债务的无比反感后，默克尔在危机期间的种种做法便可以理解了。

但是，默克尔这些经济想法的根源在何处，除了前述《2010议程》对其的直接启发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便要深入到20世纪的德国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二）紧缩偏好的根源与德国模式的悖论

J?rg Bibow指出，由于魏玛时代恶性通胀的恐怖记忆在德国人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恶性通胀导致的经济凋敝，亦是希特勒上台乃至后来一系列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德国决策者从内心深处就对债务、通胀等具有本能的抗拒。在经过弗莱堡学派的瓦尔特·奥伊肯（Walter Eucken）将“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理论化并由西德经济劳动部长艾哈德加以实践后，这最终成为了对德国经济影响深远的”社会市场经济“。

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即“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行，但辅以社会补充和保障……通过实施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来有意识地将社会目标纳入”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本质上仍然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同时认为，政府应当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包括币值稳定、市场开放、产权明确等等，以避免”市场过剩“（market excess）。概言之，政府的作用都是辅助性的，而不应该主动地去扰乱或干预市场——这与前文默克尔经济思想中既”笃信自由市场“又强调“市场纪律”的表现几乎如出一辙。

1950年8月，艾哈德表示，“德国出口的未来正面临重大机遇，如果通过内部约束（internal discipline）的方式让我们对价格水平的管控能力可以远胜于其他国家，那么长期而言，从国内外视角出发，我们的出口与货币都将变得更强劲更健康。” 所以，战后初期，德国就建立了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持续性的外部盈余，同时政府维持平衡预算，有时甚至拥有财政盈余，并总体上避免积极的财政稳定政策。

然而，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其赖以维系的支柱——持续的外部盈余——必须依靠其他国家的需求管理（或曰“财政不紧缩”）来实现，而这又与德国模式中“财政紧缩”的特点矛盾。换言之，德国之所以可以大胆地紧缩，正是因为其他国家在大方地进口德国货，如果其他国家都像德国一样变成铁公鸡，不再购买德国货，那德国的外部盈余又从哪里来呢？

这一悖论，决定“德国模式”注定是无法复制的。

所以，从更广阔的视域看，默克尔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乃至其整个执政期间经济政策方面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沿袭了战后德国传统的经济思路，在纪念奥伊肯诞辰125周年的讲话中，默克尔就曾明确坚称，“弗莱堡学派”的原则如今依然适用。

如果说无论是劳动力市场改革还是紧缩偏好，默克尔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萧规曹随”的话，那么下面谈到的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是默克尔在经济领域内最具独创性的做法了。

虽然其本意或许并非针对经济……

难民经济学考察

谈到默克尔政治生涯中最具争议性的一役，大概非难民危机莫属了。

2015年8月，德国总理府宣布打开边境，允许滞留在东欧与巴尔干国家境内的叙利亚及其他中东难民进入德国避难，短短数月内，几十万难民涌入德国。据统计，2015年，总共有89万难民在德国登记。2016和2017年，虽然德国收紧了难民政策，但也分别有大约29万与19万难民涌入德国。即便剔除已被遣返的非法移民，目前在德国境内的难民总数恐怕也超过100万人——而德国人口才8000多万，这也就意味着每80个德国居民中，就有1个是难民。

因为在国家与公共安全及文化融合等方面带来的诸多问题，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搁置这些争议不论，从经济角度看，默克尔作出难民政策决定后的可能的经济考量是什么，以及，难民政策对德国乃至欧洲经济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

（一）恶劣人口背景下的无奈之举？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德国的人口状况都面临严重的考验。

众所周知，德国是典型的老龄化国家，其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日本。老龄化国家的人口一般有两大特点：第一，人在变少；第二，人在变老。这两点在德国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2016年的数据显示，德国每个妇女平均生育人数为1.5人，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人。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平均寿命则在不断延长，两者结合的后果便是：人口总量在下降的同时，赡养比例（0-14岁与65岁以上人口除以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却在不断提高。如下图可见，2025年几乎可视为德国人口状况的分水岭，2025年之后，德国人口不断下降，而赡养比例更是迅速提高：

由于德国传统上并非移民国家，所以在人口问题上面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素有移民传统的英法则稍显乐观，如下图所示，英法的人口在本世纪内预计甚至还会不断增加，赡养比例的恶化也比德国要好一些：

人口规模萎缩及老龄化，不仅会使劳动力市场可资利用的资源减少，也会在增加养老金等社保支出的同时降低税收收入，从而令财政负担进一步加剧。我们无从确知默克尔在作出难民政策决议时的真实想法，但除了可能的拉拢左派舆论与东德时期留下的对“墙”的恐惧等原因外，德国严峻的人口态势，或也是促成其最终拍板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那么，难民潮的涌入，对德国乃至欧洲经济究竟影响几何？

（二）“难民红利”……的前提

从短期看，难民潮给德国经济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Stefan Trines的研究认为，2015年，仅仅是面向难民的社会福利开支就达到了53亿欧元，较2014年提高了169%。2017年，德国政府用于难民援助的开支已达213亿欧元，占2017年度财政预算的6%，超过当年国防预算370亿欧元的一半……

但也有观点认为，难民开支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宛如“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因为政府在此期间对服务、食物、住房等方面的需求会急剧增加，私人部门由此可以得到一份意外之财。以住房为例，2017年，仅仅在德国一个州就有8亿欧元被分配用于社会福利房建设。

当然，难民潮对德国的直接影响，还是体现在人口方面。德意志银行研究指出，以2014年的数据论，外来移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德国人口的下滑（见下图），随着2015年以来难民潮的涌入，德国人口总量的严峻态势，或得到有效缓解：

与人口总量相比，人口结构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过去，来到德国的移民平均年龄为23.3岁，远低于德国人口的平均年龄（44.5岁）。而当下来到德国的难民平均年龄更低，18岁以下者占30%左右，18-64岁者大约占70%，这两个年龄区间在德国原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15%和62%。在下图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难民对德国人口结构的“返老还童”之作用：

Stefan Trines分析了三种不同情境，并估计了不同情境下难民对德国GDP的影响程度。在最积极的情境下，长期来看难民能增加德国GDP的1.5%，而在最悲观的情境下，也有0.5%：

但这一切美好的假定都有个前提：难民“愿意”，并且“可以”较好地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乃至德国社会。

不谈前者，就“可以”论，则涉及三个要素：语言、教育水平与工作经验。

1.语言

根据2015年的统计，到达德国的难民中，半数以上以阿拉伯语为母语，28%的难民可以说英语，而只有2%的人可以说德语。拆开来看，叙利亚难民中可以说德语的人占1.1%，阿富汗为0.6%，而伊拉克只有0.4%，换言之，来德国的难民能说德语者微乎其微。而2015年10月23日德国中小企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3000多家受访企业中，83%的企业表示拒绝聘用不会德语的难民——这意味着涌入德国的难民要想在短期内找到工作，或许十分困难。

此外，单2014-2015年，就有32.5万6-18岁的学龄儿童难民涌入德国，如果要满足对这些儿童的德语教育需要，则德国还要雇佣额外的20000名德语教师，这意味着每年23亿欧元的额外支出，同样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2.教育水平

与语言相比，难民的教育水平稍显乐观，但也呈现出巨大的异质性。来自常年战乱的阿富汗的难民中不到一半人有小学学历，而更有27%的人从来没上过学；相较而言，叙利亚的情况则好不少，超过50%的叙利亚难民起码有中学学历，27%的难民甚至有更高一级的学历。下图便显示了主要难民来源国之难民的教育水平：

虽然难民在本国接受的教育未必能直接在德国用得上，但毕竟有总比没有好。

3.工作经验

2015年，涌入德国的难民中有35%没有任何工作经验，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难民平均年龄较小，很多还没来及找工作。2016年情况有所好转，18-65岁的受访者中，73%声称先前具有工作经验，但69%要么之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要么没有相关证书，比如很多可能以前是临时工，或个体户——所以，他们的技能未必能在德国劳动力市场用上。

在有工作经验的难民中，教师、医生与工程师占大头。其中，来自叙利亚的有工作经验的难民中，医生与牙医占了绝对优势（在战前，叙利亚是全世界医生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

为了让难民更好地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德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措施，比如对难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对一些声称具有专业技能的难民进行职业评估并颁发证书等等。

总而言之，难民潮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德国经济作出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其能在何种程度上融入德国社会，以及这种融入过程可能需要多久。

但如果难民真的很好地融入了德国劳动力市场，却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提到，21世纪初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令德国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长久地被压制，而Michael Burda等人的研究又表明，柏林墙倒塌之后来自东欧的移民大大增加了德国的劳动力供给，因此也在结构上压低了德国劳动者工资。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来自中东的难民良好地融入了德国劳动力市场，在德国经济结构不发生巨大变化的前提下（即劳动力需求变化不大），这种大幅增加的劳动力供给无疑也会给工资施加不可忽视的下行压力，除了弹压德国原本就不高涨的消费支出外，这还意味着，即便未来欧元区经济开始复苏，各国通胀开始逐渐抬头，德国的通胀很可能还会维持在低位。一如GUNTRAM B. WOLFF所言，在统一的货币联盟内，这种“通胀差”将阻碍相关国家间的相对价格调整，使德国获得更大的出口优势，而其他国家若希望缩减其与德国的相对竞争力水平，则可能被迫压低通胀——这一不小心就又可能使本国再次滑向通缩边缘。

不确定时代下的“确定性”

至此，结合先前默克尔肖像的文章，我们对默克尔时代的专题回顾便告一段落了。

回到文首的问题，笔者认为，鉴于无论是劳动力市场改革还是欧债危机期间的紧缩偏好，默克尔实际上多少都是在顺着德国的传统经济理路走下去，因此有理由认为，只要德国下任总理“不太出格”，那么德国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应该不会有太明显的转变。

而“难民红利”作为默克尔任内留下的最具个人色彩但亦最具争议性的遗产，其在何种程度上以及需要多久才能真的成为“红利”，取决于难民对德国劳动力市场乃至德国社会的融入情况，结果如何，尚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观察。

总体上，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默克尔时代？

无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方面看，很难说默克尔是那种“开创新局面”的变革者，相反，她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维护者或执行者，但世人往往仍对其有较高的评价，这又是为何？

从2005年默克尔执政以降，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阿拉伯之春/冬、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退欧与民粹兴起等等纷至沓来，概言之，过去13年，是全球政经局势风云变幻且愈发不确定性的13年。在一潭死水的时代，人们呼唤变革者；而在云诡波谲的时代，人们往往更追求“确定性”，因而更渴望“靠得住”的维护者——默克尔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舆论对默克尔的评价，除了关于其政策本身之外，亦是整个宏观大背景与社会思潮之变迁的体现，如果过去13年只是“岁月静好”的13年，那默克尔或许很可能只是作为另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湮没在历史的封尘中。作为不确定时代下的”确定性“，默克尔无疑是成功的，但讽刺的是，在这一点上她做得越成功，她的退出给世人留下的焦虑与惶惑可能就越强——当定海神针不再时，海面又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参考材料：

1.Christian Dustmann, Bernd Fitzenberger, Uta Sch?nberg, and Alexandra Spitz-Oener，From Sick Man of Europe to Economic Superstar: Germany’s Resurgent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28, No.1,2014.

2.Alice Kügler, Uta Sch?nberg and Ragnhild Schreiner，Productivity Growth, Wage Growth and Unions，ECB,2018.

3.Stephan Pühringer，Markets as “ultimate judges” of economic policies Angela Merkel′s discourse profile during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European crisis policies，JKU, 2015.

4.David Folkerts-Landau，Influx of refugees: An opportunity for Germany，Deutsche Bank，2015.11.13.

5.J?rg Bibow，How Germany’s Anti-Keynesianism Has Brought Europe to Its Knees，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2017.03.

6.Stefan Trines，Lessons From Germany’s Refugee Crisis: Integration, Costs, and Benefits，WENR，2017.05.02.

7.GUNTRAM B. WOLFF，German wages, the Phillips curve and migration in the euro area，Bruegel，2017.11.29.

8.Fabio Balboni，Rainer Sartoris,?Chantana Sam，Elizabeth Martins，The problem with pensions，HSBC，2018.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