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把"外婆"改成"姥姥" 要唱"姥姥的澎湖湾"?

（原标题：小学语文把“外婆”改成“姥姥”，以后咱们都要唱《姥姥的澎湖湾》？ ）

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就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学习普通话，课本中的方言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打碗碗花》 （李天芳著散文），原文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

有网友晒出女儿7年前的课本，那时候还是“外婆”，并没有做改动。还有网友补充道，同一本教材的第6课《马鸣加的新书包》，也全部用的“姥姥”这一表述。

很多人不解，教材中为什么要把“外婆”改成“姥姥”呢？

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上海教委认为，“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外公”属于方言。

上海语文课本的这一改动，貌似微不足道，无伤宏旨，可是，却涉及好几个重要的语言问题。

“姥姥”是普通话“外婆”是方言，这个判断正确吗？

查询《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在“姥姥”的词条下面，有这样几种解释——

一是儿童称老年妇女，如刘姥姥；二是反驳词，相当于“哼”“胡说”，如“给他？姥姥！”这是从满语longlongseme演变而来的，今天京骂中的“姥姥”即是此谓；三是用于坚决反对，有“任何人”的意思，如“姥姥来了我也不给”；四是指外婆。

之所以引述这段，只是想说明两点：其一，外婆并不是方言，而是普通话，解释“姥姥”的时候就用到了“外婆”，可见，外婆是大家都能理解的通用语，在词典中是不能用方言解释方言的，除非方言已经成为了通用语。

其二，姥姥本来也是方言，或者说，既是方言，也是普通话。如果说，因为“外婆”是方言而不能进教材，那么，恐怕“姥姥”也有方言的嫌疑。

顺便说一下，如果从语义上分析，“外婆”可能比“姥姥”更能清晰地表达当事人的身份。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称呼不仅仅是称呼，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用称呼来标示关系的远近亲疏。

比如，内亲和外戚是不同的，内是同姓，外是不同姓，内是父族，外是母族。“外婆”的“外”，就是准确地表明了身份。

方言和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和许多人的想象不一样，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互相排斥。历史地看，汉语言一直是双轨的，一面是民族共同语，一面是方言。二者并行不悖。

《论语》记载，孔子当时和弟子们讲《诗》《书》用的就是雅言，执行重要典礼、仪式的时候，也要用共同语——雅言。回到家中，则讲当地方言。

也就是说，共同语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在家人之间，或者村里乡人的相聚场合使用，这就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双轨并行的语言现象。这种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是很独特的。

上古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称为“雅言”，到了汉代称为“通语”，明清时代称为“官话”，民国初年称为“国语”，新中国以后叫“普通话”，名异实同，本质上都是民族共同语。

而且，共同语的形成，正是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为了沟通的需要，不断相互模仿，相互迁就，相互调整，相互融合而逐渐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方言，就没有共同语。

方言一旦消失，也会影响共同语的发展。因为，共同语在演化过程中，在不断吸收方言的成分以丰富自己。比如，现在普通话中的“尴尬”是从吴方言中吸收的，“煤炭”是从客家方言吸收的，“炒鱿鱼”“买单”是从粤方言吸收的，“抬杠”是从北京方言吸收的，等等。近年来，“讨说法”“大忽悠”“不折腾”等方言被大众接受并进入普通话，也是方言影响共同语的明证。

即使在推广普通话的语境下，方言和普通话也是不矛盾的。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曾指出——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课文中的“方言”？

其实，如果对语文课本稍有印象，很多人都会发现，许多课文都有方言的痕迹。

比如，《西游记》里选进课本的第一回，有一句是“我们今日趁闲，顺涧边往上溜头寻看源流耍子去耶！”，其中的“溜头”“耍子”都是方言；

《孔乙己》里“主顾也没有好声气”中的“声气”，《背影》里“父亲还了亏空”中的“亏空”，都有方言的影子。

而且，如上所述，普通话是各地方言共同融合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就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学习普通话，课本中的方言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更重要的是，语言文字的学习应该首先坚持尊重文本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