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收复台湾赶走的是哪国人？郑成功是日本人吗？

郑成功收复台湾赶走的是哪国人？郑成功是日本人吗？

古代中国南海、东海方面的赴日帆船，借夏季南风北上，往往直指日本四大主岛中最接近中国大陆的九州岛。而地处九州西北部的平户，往北经博多、关门海峡、濑户内海联结着日本的商业中心大阪、京都，因此成为商船辐辏之地。名震一时的倭寇头目王直、明末海盗甲必丹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均曾逗留于此，而参与华人海商贸易网络进入东亚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势力也纷纷在此设馆通商。

明清鼎革之际，郑成功出生于平户，其父芝龙曾以此处为一基地驰骋于东/南海域，乃当时华人武装海商集团之翘楚，其母田川氏即平户人。今日的平户偏僻而安静，人口减少、市面略显萧条，只有郑成功儿诞石、王直六角井、天主教堂、荷兰商馆等遗迹默默诉说着曾为“西日本之商都”的繁嚣。2013年，新设立的郑成功纪念馆在川内町开馆，馆中复原了郑芝龙一家当时的生活场景；每年7月14日在平户举行的郑成功祭祀活动也吸引了来自台湾和大陆的游客。此外，以郑成功为主角的“国性爷合战”相关剧目作为日本传统名剧年年上演——在新的时代，与郑成功有关的历史遗产仍体现着其跨越国界的特殊价值。

郑成功一生奉明朝正朔，于东西两洋筹饷兴军，以闽广一隅对抗强清，迫走荷兰人收回台湾，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等地广受崇拜。而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间，日本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宣扬，与其国情需要息息相关，在此简单梳理，不揣谫陋，就教大方。

顺治十五年（1658），郑成功北伐进军南京之际，曾联络日本，在给日本“上将军”的书简中称自己“生于日出，长而云从”，希望通过强调日本出身来获取日方的支持。但由于当时德川家光政权严守“锁国”政策，郑氏的求援请求终未得到幕府回应。

此时日本统治中枢对成功的身世未有深入了解，认为海商首领郑芝龙是在平户“卖履送岁”，甚至混淆郑成功与南明鲁王一系的郑彩为同一人。但是，一些日本上层知识分子（如幕府儒官林春胜等人）视清朝为鞑靼、夷狄，并认为成功之母田川氏于泉州自尽、成功反清复明态度坚韧均因“母子共存日本武勇之风”，仍对郑成功给予同情。值得一提的是，自江户时期起，泉州城破后田川氏宁死不逃，目睹这一幕的清军言“妇女尚尔，倭人之勇可知”的叙述已成定式。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郑成功之子郑经从台湾发兵大陆加入战局，吴三桂、郑经反清檄文亦经华商传至长崎。林春胜虽还不能预测吴郑之胜败，但仍发出“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的慨叹，对反清一方的胜利给予了极大的期待。不过，三藩和郑氏等反清势力内讧不断，尤其是起初打着复明幌子的吴三桂悍然称帝之后，得知此一消息的林氏也随之改变了态度，断言吴三桂“非忠义而篡夺”，并认为吴、郑为“蜂蚁之类，不足算也”。郑氏台湾降清之后，幕府根据不断入手的大陆信息，开始理性看待清朝的治世，文书中对康熙的称谓也由“鞑靼康熙王”转变为“贤君康熙帝”。

在日本民间，江户时代日本出版文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量中国舶来的明清鼎革相关书籍得以传播复刻，由居住长崎的华侨后人收集故老传说并参考诸书而编纂的《明清斗记》亦版印行世，其中就对“豪杰大丈夫”郑成功事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以《明清斗记》等为基础，被称为日本莎士比亚的近松门左卫门创作了他的传世作品净琉璃《国性爷合战》（1715年大阪竹本座初演，标题以“性”代“姓”表明其虚构），主角就是明朝国姓郑成功。这一场面浩大的剧作风行日本，父在唐土、母在扶桑，和、唐混血儿“国性爷”和藤内（郑成功）的忠义形象深入人心，当然，在这里“国姓爷”的勇力来自神国日本天照大神之加护，其忠义也源自日本世风之熏陶。

《国性爷合战》之后，近松门左卫门还创作了《国性爷后日合战》、《唐船噺今国性爷》等剧本，其内容都突出了郑成功母子的日式忠勇，强调了神国日本的优越，让在 “锁国”状态下局限岛中的人们获得了某种思想上的解放感与对于海彼清朝的优越感。

在江户时期，除了从郑成功母子的忠勇行为引申出日本作为“武忠”之国的优越性外，南明及郑氏的日本乞师也被认为是“前代未闻，幕府武威遐播，神德光被”的证据——尽管幕府从一开始就压根没有打算派出援兵。

《国性爷》系列剧目的成功，在日本也引发了长时间的郑成功热，水户藩藩主德川齐修就是郑成功的粉丝。他甚至命彰考馆总裁川口长孺综合中日记载编著《台湾郑氏纪事》一书。就本书来看，其中也有以郑成功为日人（成功亦犹吾民也），且标榜其忠烈“亦非我神州风气之所使然”的明确目的。在江户幕府末期尊皇攘夷思想的策源地水户，郑成功作为明朝忠臣持续抵抗夷狄清朝的事迹，可以说是在日本国粹主义的观点下被重新发掘整理。

总体来看，虽然郑成功生于日本，但直至起兵抗清乞师日本之时，幕府上层对其身份经历都无深入了解，然而这并未影响日人对其抵抗鞑靼清朝的正义性之认同。而“国性爷”剧目的流行更固化了郑成功武勇忠义的形象，这一形象也被与日本民族的优越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1872年将琉球王国变为琉球藩后，日本的目光开始瞄向台湾。1874年5月，谷干城等率兵从长崎侵入台湾，史称牡丹社事件。同年12月，染崎延房编《台湾外记——一名国性爷》刊印，书中即提到出兵台湾背景下了解台湾历史的必要性，突出强调了 “日本魂”的体现者郑成功开创台湾事业之事迹。

这一时期，继承江户时代的、通过郑成功来体现日本民族优越性的模式仍然存续，当然评价对象在武勇之外加上了日皇“万世一系”的叙述。但同时，在台湾出兵以至甲午战后割让台湾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郑成功作为“日本人”从荷兰手中夺取台湾，并在台湾建立统治机构的叙述不断被重复强调。

另外，日人还有着德川家光在明清鼎革之际未能应郑氏请求出兵大陆的惋惜心态。小仓秀贯于1891在《徳川家光支那侵略の企図》一文中就写道：

家光企此鸿图，盖因明清征战胜败未决，寄望突出奇兵以收渔翁之利，既闻福州败绩，终至断念，嗟乎惜哉！其时百战谏磨之士尚存，徒为髀肉复生之叹，以家光英迈，决行此举，则不啻于世界史册永留赫赫雄名，或一变锁国之策，同各国骈驰竞争，于东洋现出一大强国，亦未可知也。

小仓的说法影响极大，以后相关叙述多本此说。但是，近年东京大学小宫木代良教授详细分析了德川家光政权应对日本乞师的过程，论证了德川家光一开始就无意应南明、郑氏请求出兵大陆的事实。他还明确指出，认为家光企图寻机进军大陆的说法是“近代日本对外膨胀思想的反映”。

与此相对，郑成功占据台湾，却有让日人深感庆幸的一面。1894年出版的春阳堂《古今名誉实录》为彰显古今伟人事迹之作，其中对郑成功的评价为：

台湾岛岂止富于山海之利，形势诚东洋无双，泰西诸国一旦傲然占据此处，则日本支那命运皆归其掌中，纵有大政治家大豪杰出世亦无从施策。若成功未将荷兰征服，复收台湾为我东洋手中，则皇国清国之形势必际遇非常之危险，东洋之人，敢忘成功遗绩。

此处将本属中国的台湾泛化为属于东洋，经此转化，成功即从中华民族英雄转为东洋中日之英雄。但这里除了庆幸列强势力未能占据台湾，是以中日没有面临更近距离的压迫外，还有日本得以避免从欧洲强国手中夺取台湾，而可从更弱的中国手中赚取之庆幸。

甲午战前，清日对立。依田学海《国性爷讨清记》（六合馆弦卷书店1894年）就在其前言中云：“此书登载国姓爷以日本人之气象与满清战斗之大略，要攻取台湾，攻取台湾慰藉国姓在天之灵。”郑成功的抗清形象，作为动员日本人与清朝作战的资源，于此得以强调。

不仅仅是台湾，该书结尾部分更进一步发挥：杀尽清人，恢复唐虞殷周以来历代衣冠之旧俗，在此之后令其归我日本所有，则不亦快乎。这里通过郑成功旧事，将清朝比为应该尽灭的夷狄，最后更要以日本统领衣冠中国，郑成功事迹几乎完全被当做日本侵华之历史渊源。

另外，我们还能看到，日人对于郑成功反清色彩的强调也影响到了清末留日中国革命派人士，宋教仁就曾认真研读过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纪事》，而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等革命派书刊也对汉民族的英雄郑成功给予热情讴歌。

甲午战后，割让台湾。1895年10月丸山正彦出版《台湾开创郑成功》（嵩山房）一书。序言中，丸山由平户郑成功纪念碑石（1848年建）谈及郑氏的日本出身，继而褒扬其抗清、开台之功绩，以郑成功为日本精神之代表。接着又谈及日本占领台湾事云：“将军遗恨透于骨髓，虽死不能释然之清朝，今不能抗我仁义之师，以媾和修好之结局，略整善邻旧交，将军终焉之地台湾，归于其生国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匪徒镇定之期渐近，将军之灵魂定亦喜悦翱翔于长空国土，仰我天皇高远之威光深厚之仁慈。”以郑成功故事为占台正当性之宣传。其在叙述郑氏请援事时，还批评幕府逸失出兵大陆之机，对乞师的拒绝暧昧无理，没有体现出“像男儿一般堂堂正正的日本”。

同年11月1日台南民政厅设立当日，日本侵台南进军司令官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更亲自前往延平郡王祠拜谒。在其后发布的告示中高岛强调成功“母子忠烈义勇，无一不出日本国风之余”，并命令“全岛土民深思教化之处由，其能表敬，毋敢或妄渎”。

1915年，中村久四郎就郑氏乞师写道：“然当亡国危机，古来妄自尊大之支那人对平生视为东海一小国之吾邦，亦忍嫌忘怨，乃至卑辞厚礼，其都督将军称臣请兵乞资，其心亦深可怜矣。而当时我国情竟不能断行出援出资，千里远来之使臣皆空手而还，沥血披衷之书亦未奏效，实为明人所悲。遥想当时明国君臣苦心，予亦心动感伤，暗自涌泪。更以本邦政治家对大陆政策之眼光视之，遗憾叹息之情亦深。”此时正当日英联合军攻占时为德国殖民地的青岛之后，中村所发议论自与此时代背景深切相关。

1929年稻垣孙兵卫在台北出版《郑成功》（台湾经世新报社）一书，该书是应台湾总督田健治郎的要求而作，田之前特别指示稻垣要着意向台湾本岛人宣传郑成功乞师日本之历史。书中论及郑成功及施琅的功绩有如下描述：

（台湾）自郑成功后始为一独立之国，若天假郑成功十年二十年，即菲律宾不能收其领下，但定会支配东洋海权，取得相当成绩。惜台湾领有翌年即成为白玉楼中之人。后为群小争权之场所并举国归于支那。但是，其时如果支那仍从往日放弃此地之策，则肯定为红夷荷兰或西班牙乃至佛朗机捡取。如此要想再收入日本手中即不容易。因此，郑氏之后台湾为支那领有，可看做在我邦锁国之时替我暂时保管，二百年之后复归还于我，而施琅反对放弃台湾，即认为是为了我帝国亦不为不可 。

稻垣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呼应了前述春阳堂对郑成功从荷兰手中夺取台湾的评价。中国之台湾变为东洋之台湾，再变为郑成功从西夷手中夺取后交给清朝保管、继而送归日本的台湾。通过郑成功历史功绩的牵线，日本台湾当局也在强调着其殖民台湾的“历史合理性”。

1942年7月7日为“支那事变五周年”，石原道博在这一天为其著书《郑成功》（三省堂）写了序言。这本书里石原将郑成功之举动与日本侵华战争相联系进行了如下表述：

倭寇之活跃从北部朝鲜沿海开始，经辽东、山东，次第南下江浙、闽粤，其中当然也攻略南京，进出台湾、海南岛，直指南海各地，此可以比拟郑氏之沿海经略、南京围攻以及东西南洋之商贩贸易，乃至驱逐荷兰人的台湾攻略、慑服西班牙人的吕宋诏谕。而此次支那事变以来大东亚战争进展诸事之一斑，亦可看到与其一脉相通之处。

在这种极为勉强的附会中，倭寇之跳梁、郑成功之抗清都好似为日本侵华战争作了历史的演习。而在石原1945年出版的《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的研究》（富山房）中，在论述郑氏、南明乞师时不断强调的“古代支那与我国唇齿辅车”之关系，也明显是为 “东亚共荣圈日满支一体”的政策进行历史背书。

历史上，日人远洋航海并不活跃，1630年代后期“锁国”令发后“朱印船”即遭废禁，仅有少数遇风漂流人员具有海外经历，因此体现日人与域外关系的历史资源极为有限。在此情形下，有着日本血统、且为海商集团首领，还自立门户与强清周旋的郑成功事迹，成了日本对外扩张时能够加以利用的稀有资源。江户时代日人主要以郑成功为媒介来进行自他对比，体现日本优越性；而明治以后的对外扩张时期，郑成功与清朝的战争，郑成功的日本乞师、台湾占据，郑成功与西洋列强的对抗等，都被利用为鼓动大陆侵略、宣传日方开战“正当性”的资源。

郑成功的母亲是谁 郑成功是日本人吗

郑成功坚持在东南半壁领导抗清，并跨海驱逐荷兰殖民者，胜利收复台湾，建树赫赫功业。郑成功具备民族英雄的品格，当然同母亲田川氏自幼的教育以及后来的影响分不开。

郑成功的母亲是谁

田川松(ぁつ1601～1646)，日本肥前平户士人田川翌皇之女，日人多称她为田川氏。明天启三年(1623)，田川氏与东渡日本的福建南安县石井人郑芝龙结婚，次年七月十四日生一男儿，取名福松，他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郑成功。南明隆武元年(1645)十月，田川氏从日本航海来到泉州府安平镇，同丈夫与儿子团聚。当时，唐王朱聿键流亡在福州即帝位，唐王以郑芝龙拥戴建立隆武政权有功，封平国公，田川氏为诰命一品夫人，时人尊称她为翁太夫人。二年八月，清朝多罗贝勒博洛率军大举入闽，隆武帝被清兵俘杀，郑芝龙投降清朝。十一月三十日；清固山韩岱驱兵至安平，纵兵烧杀抢劫；田川氏殉难，卒年四十五岁。郑成功见生母死于非命，国破家亡，愤然纠众起兵，誓师海上，率领东南军民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并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奋战一十六年。

几百年来，民族英雄郑成功英名传四海，广受崇敬与赞颂；可是，生育和抚养这位历史伟人的母亲田川氏，却默默无闻，长眠地下。而且，关于田川氏死难一事，大多数史籍记叙中掺杂风闻传说，严重失实。人们不清楚田川氏的身世及其为人，只知道她来自东洋日本。有的人用歧视的眼光看待田川氏，视她为“夷女”、“倭妇”，并从此出发，胡猜和妄论其死因；最早根据风闻消息记叙田川氏死难的是黄宗羲，他在《赐姓始末》书中说：“北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黄宗羲的田川氏“受辱自杀”说，传播颇广。在国内，钱澄之《所知录》、郑达《野史无文》、凌雪《南天痕》、吴伟业《鹿樵纪闻》和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等书，均持此说，在国外，日本《长崎夜话草》、林春胜《华夷变态》和斋藤正谦《海外异传》，亦都采引“受辱自杀”说法。其实，黄宗羲记叙田川氏死难，“其言颇涉滑稽”，本之传闻，原不足信。但是，由于他失实的说法经广泛、长期流传，以致积非为是，贻误至今，影响人们对郑成功母亲田川氏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掩没她气节坚贞的本来面目。今天，我们纪念田川氏殉难，首先就要澄清失实的说法，恢复她的贞烈本色。

为此，我们查阅中日两国史籍，从我国江日升《台湾外纪》与日本守山正彝《平藩语录郑氏兵话》两书中，找到与所谓田川氏“受辱自杀”说法截然不同的记载。

江日升《台湾外纪》：“韩岱奉贝勒世子命，统满汉骑步突至安平，郑芝豹、芝鹏等惧兵威，不敢战，敛其众，挈家资、子女于巨舰，弃城出泊外海。成功生母倭妇翁氏手持剑，不肯去，强之再四，亦不行。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剑剖肚而死”这段文字记载，反映了田川氏是位临危不惧，遇难不屈的烈妇。守山正彝《平藩语录郑氏兵话》：“芝龙降满去，不复备不虞。然固山兵俄逼安平，众不能支，皆溃去，浮海上避之。满兵掠家财、夺妇女。成功母有姿色，…”满将固山爱之，欲携回。母肃然改容曰：‘妾安南伯飞虹将军妻，何为北虏狗豚之耦(偶)乎？贼将勿淫话。’出怀中匕首将刺之。固山怒，拔剑直贯腹。母不少动，骂固山而死”。

这则资料说明田郑氏并非“受辱自杀”，而是不畏强暴，在与凶残的清固山韩岱进行斗争而壮烈殉节的。田川氏被韩岱用剑刺贯腹部而“不少动”，痛骂“北虏狗豚”而死。这情景完全可与当年黄道周不肯降清，在金陵刑场上，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的悲壮场面相比。人们赞誉黄道周为“一代壮烈士”；我们认为田川氏亦堪称为一代巾帼贞烈。“夫以孱弱一妇女，不变其节，可谓之烈妇哉！”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田川氏选择离开日本来到中国的时机和目的，不能认为是因夫显子贵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而来，只能认为是为与家人共赴国难才到中国。她在日本已知道明朝倾覆，清朝定都北京，清兵长驱南进，南京弘光小朝廷已灭亡。在这危急关头，田川氏毅然离开日本平户娘家，前来中国，临行时她叮嘱儿子七左卫门说：“呜呼，吾终舍儿矣！吾怜儿父及儿兄，亦怜儿，当岁以金若干托商船寄儿。呜呼，吾终舍儿矣！虽然，儿勿忘儿父及儿兄，又勿忘今儿母所去之中国”。

这是一席催人泪下的诀别话，言词中充满对丈夫、儿子的恋情及对中国的热爱。田川氏临行时一再叮嘱留在日本的小儿子七左卫门，“勿忘今儿母所去之中国”。她还说，此去，“吾身即死，幸勿忧虑”(9)。由此可见，田川氏前来中国是准备为丈夫和儿子的祖国而死的。

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与母亲田川氏一齐劝阻，“芝龙欲降，成功哭谏之，不听，夫人苦谏亦不听”。芝龙既降，被挟北去，清兵所到处，烧杀淫掠，无辜百姓惨遭兵祸。清兵的暴行激起田川氏义愤，这和她最后持剑抗暴，“不屈而死”，是一致的。

田川氏虽然是一位来自东洋异国的妇女，来我国生活仅年余时间，却能热爱中国，并为它捐躯溅血，郑成功悲歌慷慨，积极抗清，应当说国恨之中也含有家仇，福建军民在郑成功的抗清号召下，风云涌起，从四面八方逐渐汇集到他的麾下，这支军容煊赫的抗清队伍，还曾经“全军皆缟素”，誓为郑母田川氏雪恨，可以说，田川氏的死难对于全军的激昂斗志，也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田川氏一生中还有两大历史功绩，必须肯定。

首先，田川氏哺育出我国伟大民族英雄郑成功。

郑成功之所以能成长为民族英雄的因素和条件，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母亲田川氏对他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田川氏不但是位善良贤慧的日本妇女，她钟情丈夫，爱护儿子。从郑成功出生满月的那一天起，郑芝龙与颜思齐等人就离开日本，前往台湾，一去七年之久。这期间，郑成功由母亲一手抚育，自幼受教，懂得孝顺父母，敬老尊贤，友善待人的道理，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田川氏还教育他热爱自己的国家，长大要报效祖国。她既是良母，又是导师，为把儿子成功培养成能文能武的人，让他识汉字，读中国书，并送他到武士花房某某家学习“双刀法”。明崇祯三年(1630年)，郑成功七岁，父亲郑芝龙接他回国，居安平镇。他没有忘记母亲田川氏的教导与期望，继续认真读《春秋》、《左传》和《孙子兵法》等书，仍经常习剑练武。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由于勤读、励武，成为一个倜傥大志、爱国、智勇的青年。成为坚持在东南半壁领导抗清，并跨海驱逐荷兰殖民者，胜利收复台湾，建树赫赫功业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具备民族英雄的品格，当然同母亲田川氏自幼的教育以及后来的影响分不开。昔人说这是“烈母出奇儿”，事实正是如此。

田川氏不但对郑成功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即使对已改为日本姓名留居日本的第二个儿子七左卫门也同样教育他爱祖国。她对七左卫门的临别叮咛，正是：“勿忘今儿母所去之中国”。所以，当田川氏殉节与郑成功起兵抗清消息传到日本时，“七左卫门诣扛户，请赴明戮力成功，灭清以报仇”，并多次致书兄长成功，要求回国参加抗清，七左卫门的儿子道顺复姓郑，“亦欲共父赴明”抗清。他父子回国抗清的志愿虽未达到，但充分表露了这父子两代的报国情热，而这种爱国精神，恰是田川氏教育儿孙的明证。

田川氏另一历史功绩是，协助郑芝龙开创郑氏的海商世家基业。

郑芝龙是明末清初东南的大海商，他开创了福建郑氏海商世家的基业。郑芝龙从事海上交通贸易活动，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他拥有一批从大陆到海岛的码头基地，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和护航武装力量。郑氏大规模开展海外贸易，同日本与南洋各国友好通商，对抗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和掠夺，经营着我国东南地区沿海工商业，开发台湾，为国家和民族作出历史性贡献。郑氏祖孙三代所赖以继承开拓的基业和贡献。当然也有田川氏的一份功绩。

要说明郑氏海商世家的兴起，首先必须从郑芝龙东渡日本，同田川氏结合为夫妇谈起。郑芝龙故乡石井是海滨渔村，村民多世代从事捕鱼与海商活动。芝龙“幼习海事”，十八岁时，往广东香山投靠母舅黄程，后随大海商李旦航海到日本。因芝龙是只身空手到日本的，故人们说他“落魄去之日本”或“亡命日本”。据日本《华夷变态》说，芝龙在“肥田平户以卖履为业”；我国书籍则说他初到日本时“为人缝纫以糊口”。总之这落拓异邦的郑芝龙，处于穷困之际，却以幸遇田川氏为转机。据刘廷献《广阳杂记》云：

“郑芝龙幼逃入日本，为人缝纫以糊口。余资三钱缝衣领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妇……见而问之。芝龙告以故。妇曰：‘以汝材力，三百万亦如拾芥，三钱何至于是？’盖其妇夜有异梦，如韩蕲王夫人也，遂以厚资赠之，……芝龙后得志，取以为室，即赐姓之母也。”

这则记载虽颇带戏剧性与浪漫色彩，也有某些神异化倾向，但也说明了田川氏是个乐于助人而有眼力的日本妇女，她看出穷窘的郑芝龙是个有为的青年，终于以身相许，结为连理。婚后，田川氏热爱丈夫，其父亦待芝龙如子。郑芝龙由此结束了落魄生涯，成为他起家发迹的起点。

当时，我国“闽、越、三吴之人住干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但在“几千百家”中日婚媾的家庭中，没有一家能象郑芝龙与田川氏结合所导致的那么大的影响。

郑芝龙在田川氏“以汝材力，三百万如拾芥”一语的鼓励下，他开始广交客居日本的华人，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李旦与颜思齐。李旦与郑芝龙义同父子，后旦死，芝龙得其家资；芝龙同颜思齐的关系尤为重要，思齐死后，他继承海商武装集团“十寨之主”的地位。从此，郑芝龙拥有武装商船队，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同日本、朝鲜、真腊、占城和三佛齐等国“通贩洋货”，“积资无算”。成为一支横行海上，使明王朝不敢轻视的力量。明崇祯元年九月，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之后，因平海盗、抗击荷兰侵略者立了功，升迁福建总兵。他更依仗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贵振于七闽”；其时，郑芝龙兄弟叔侄等家族庞大，各成员亦皆拥有武装船队，经营海上贸易。郑氏因此成为我国东南历史上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海商世家。

郑氏海商世家通贸东西两洋，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而田川氏一家是形成与促进郑日亲密关系的关键。田川氏父亲翌皇是日本子户富有的士人，有地位，受人尊敬。郑芝龙沾岳父之光，被人们尊称为“平户老一官”。由此之故，他“始得自通于长崎王”，“王复爱之”，并“使芝龙主舶，……来闽、浙互易”。在当时，日本人来中国贸易者要靠郑芝龙协助。“长崎尹未次政直与芝龙亲，故政直遣人交易漳州，途必经台湾”。郑芝龙与长崎尹友善，对开展同日本的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日人云，芝龙“台湾商船岁诣本邦，至郑成功时以为常”。至郑经时，东宁船、锦舍船岁往日本，不绝于海。郑氏商船到日本贸易，颇受朝野各界人士及人民的欢迎，这是西方商人无法做到的。

上面讲过，郑氏与日本的友善关系以郑芝龙与田川氏结合为起端，田川氏生郑成功，友善关系进一步加强，“倭人视翁氏礼加谨”。为了表示友好，日本幕府破“向无以妇女适中国者”之例，于隆武元年十月，遣使护送田川氏到安平，“妆奁甚盛”。此事引起隆武帝与郑芝龙的重视与感激，即遣黄征明赉国书及芝龙书信、仪物，出使日本，表示友好，进行邦交活动，并请日本政府支援抗清。后因芝龙降清，日本对此不作答复。

对南明军民的抗清斗争，日本政府始终持不介入的态度。由于日本与郑氏有着特殊关系，故对郑成功、郑经另眼相待，从道义上及经济方面支持他们所领导的抗清斗争。对此，中国人自然会联想到是因为“郑成功为日本妇所出”，有着“渭谊相亲”的缘故。因此，国人在同日本的交通时就流露出这种亲戚的情谊感。

鲁王监国三年(1649年)，建国公郑彩致书日本，要求通商，他在书信中谈到：“我国与贵国唇齿相依，况本藩与贵国相亲”。郑成功在致书日本幕府上将军书时，也谈到自己“生于日出”，意思是说，他母亲是日本人，自己出生于日本，感情上爱慕出生之国，愿修旧好。在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为田川氏与儿子郑成功“乃我国平户之产也”。郑日双方通过这样的情谊缔结亲密关系。据我国有关书籍记载，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郑成功召集诸将会议，讨论“遣使通好日本”：

“成功见士卒多，地方窄狭，器械未备，粮饷不足，为忧，遂与诸参军潘庚钟、冯澄世、蔡鸣雷、林俞卿等会议。澄世日：‘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前者翁太夫人，国王既认为女，则其意厚，与之通好，彼必从。藩主何不修书，竟以甥礼自待，国王必大喜。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令兄泰造大船，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国王果大悦，相助铅铜。令官办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

日本对郑成功的物资支援，“有求必与，故郑氏府藏日盈”。日本除了官方对郑成功的支援外，田川氏家乡也出力相助。有位田六藏者，是平户田中锻匠，渡海到福建厦门，为郑成功锻造著名的日本刀以武装军队。他所锻造的刀，在郑成功军队抗清与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至郑经时，人虽隔了一代，但郑日之间仍然保持着“弈世通好”关系，永历二十八年六月初，留守官杨英代表台湾郑经致书日本“长崎王”云：“日本与本国通好，铍此如同一家”。日本幕府亦“称经厚谊”。郑日双方这种“情谊孚契”的关系持续很长时间。我们知道，明末清初，中日两国“并无往来”，但郑日交往填补了这段历史空页，而且用亲密的情谊谱写着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绚丽篇章。在郑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田川氏一直起着维系与促进的作用。

田川氏殉难至今，岁月已流逝三百四十年了。几百年来，中日两国人民一直都以崇敬的心情缅怀田川氏。

清末，《郑成功传》作者匪石访问日本平户，当地人民自豪说：“昔我国有义侠女田川氏”，嫁“明人郑一官芝龙为妻”，“生一掀天盖地之英雄郑成功”。平户千里滨有巨石叫“儿诞石”，相传是田川氏生郑成功遗址，旁竖“郑延平王庆诞芳踪”纪念碑。

在我国，海峡两岸人民对田川氏崇敬之情尤笃。明末清初，郑成功与他领导的抗清军民爱戴敬重田川氏。成功“尝以金铸母像，日朝之”后来，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与台湾台南的郑氏宗祠庙堂，安置郑芝龙暨田川氏的神主牌，郑氏宗族世世代代举行岁祭，纪念这位远代祖母。清光绪初年，台南建延平王专祠，前殿有郑成功衣冠束带塑像，后殿中央为翁太妃祠。每年进庙烧香礼拜者颇众，“香火甚盛”。香火盛，反映了人民对民族英雄郑成功和他母亲田川氏的崇高敬意，历久不衰。在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朋友遍全球，在对外友好贸易更加开放的时代里，我们追忆纪念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史上做过重大贡献，有着血肉之亲的贞烈的日本女性，而深致敬意，更有着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郑成功是日本人吗

郑成功于康熙元年(1662年)率将士数万人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被后人称为“民族英雄”。但颇令人费解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竟也将郑成功奉为“民族英雄”。文史学者研究了日本人特殊的考虑。

其一，郑成功有日本血缘。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是一名海盗首领，流落在日本多年并与日本女子田川松结合，于明朝天启四年在日本平户海滨产下郑成功。

其二，郑成功抗清正中日本下怀。1646年郑成功起兵抗清，成为南明最主要的抗清势力。而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从清朝时期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敢于与清朝对抗的郑成功，正吻合了日本敌视中国的需要。

其三，郑成功兴台符合日本野心。由于郑成功拒不投降满清，其后人也长期割据台湾抗拒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日本企图霸占台湾、大搞分裂的野心。在他们眼中，郑成功是第一个日裔子孙经营台湾的例子。

其四，郑成功被歪曲成日本武士。在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中，把郑成功这位中国民族英雄形象肆意加以歪曲和改造，以符合日本政治军事目的之需要。他们胡说郑成功是在日本长大，还给他起了一个日文名字“和藤内”。这出戏连续3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观众多达20多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