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和新冠病毒：为什么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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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今仍然在全球传播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流行。然而，更值得让人深思的是，在世界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有面对其它大流行的风险和残酷事实。早在200余年前，霍乱就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第一次大流行，然而，直到今天，第七次霍乱大流行仍然在部分贫穷国家和地区肆意传播。为什么在有防治方法和疫苗的前提下，霍乱仍然在进一步蔓延？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是否又会重蹈霍乱的覆辙？这篇翻译自《卫报》（The Guardian）的长篇文章，原标题是Cholera and coronavirus: why we must not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英国医务工作者Neil Singh在文中结合霍乱发生的历史背景和防治手段，提出了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思考。这是本系列文章的下篇，主要讲述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国际合作框架下的矛盾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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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针对霍乱疫情，治标不治本的防控手段并不能完全消灭疫情。背后真正的问题是贫穷，但它却完全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新型冠状病毒打破了西方人眼中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即危险的传染病不应该传播到西方国家。

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只会在世界上较发达或富裕的地区才能完全消除，而在那些最贫穷的地区还会继续传播，并且带来致命的后果。

预防传播、有针对性的治疗，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三种防治手段只会不断加剧全球鸿沟，在保护较发达和富裕国家和地区的同时，仍然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处于病毒蔓延的水深火热之中。

在霍乱首次传播到欧洲过后的20年里，个别欧洲国家采取了独自的行动，妄图防止霍乱在其领土范围内的传播，然而这一切行动都是徒劳的。事实上，如果无法切断经过港口的水后和货船的话，投入高额的资金去清洁消毒港口城市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做法。最后，他们也意识到，由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也必须由国际合作来共同解决。

这就引出了抗击疫情方面全球合作的第一个例子。1851年，召集欧洲核心帝国主义国家而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在法国巴黎召开。当然，要让所有与会国家达成共识，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直到1892年，才正式采纳并通过第一版《国际卫生公约》（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s）。

据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安娜-埃曼努埃拉·比尔恩（Anne-Emanuelle Birn）称，这些国际大会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仍然是国际贸易，公共卫生只不过是一个必要的手段而已。

这些也被证实是成功的做法。跨国干预措施，比如国际卫生机构的检疫和疾病监测，确实减少了霍乱病例的死亡数量。这些大会也证明了国际合作在改善公共卫生健康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力量，并且为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以及随后成立的WHO）提供了蓝图。

这一系列国际合作的最大成就，应该是1979年在全球范围内完全消灭天花的大好消息。然而，不同于天花的是，霍乱仍然没有被完全消灭。这并不是因为由于一些无法征服的生物学方面的阻碍造成的，而是我们采取的治标不治本的方式，仅仅针对霍乱而展开相关防治手段，但背后真正的问题，即贫穷却完全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每年，仍然有大约300万例新增霍乱病例和10万例霍乱死亡病例，但这些实际上都是可以防治的。根据最新的估计，在今年1月1日至3月25日期间，霍乱病例死亡人数甚至比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关注焦点，都在这场全新的大流行病，几乎没有任何对霍乱的关注。这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打破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即危险的传染病不应该传播到西方国家。

2010年至2015年期间报告霍乱疫情的国家和地区。图片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

根据WHO官方提供的一张图表，显示了中美洲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仍然受霍乱疫情影响的47个国家。从这张图来看，似乎能够看出热带地区国家似乎由于其温暖的气候和高人口密度，而必定会出现这种病毒。

然而，根据偏远的太平洋群岛马绍尔群岛于2000年末至2001年初爆发的霍乱疫情来看，霍乱在哪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

正如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研究人员山田诚治（Seiji Yamada）和卫斯理·帕尔默（Wesley Palmer）共同发表的研究报告所写的那样，尽管附近的两个岛屿在气候方面存在相似的特征，并且彼此间仅仅相隔四英里，但在霍乱疫情影响下，两个岛屿却经受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美国在马绍尔群岛最大岛屿夸贾林岛（Kwajalein Island）设有一个军事基地，而基地的廉价劳动力都是由居住在附近另一个岛屿埃贝耶岛（Ebeye Island）的低薪工人提供的。其中大部分工人都是马绍尔群岛其它岛屿的难民后代，他们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因美国武器测试而导致流离失所的。

在埃贝耶岛，军队提供给他们的住房和基础设施和贫民窟并没有相差多少。平均一户家庭都有9人居住，因此霍乱疫情在当地的传播也非常迅速。下水道的污水直接排入了人们游泳和钓鱼的环礁湖，或者下雨的时候，直接回溢出街道。

当霍乱疫情在埃贝耶岛爆发的时候，这个岛上根本就没有活水。此外，由于那里的土地不适合农业种植，基本上所有的食物都靠进口，既不健康又昂贵，所以也导致许多岛民营养不良。对于2000年至2001年的那场霍乱疫情而言，最初也是由一艘满载食物的货船抵达该岛而将病毒传播到岛上的。

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岛。图片来源：Thomas Reiss/USGS

此外，在夸贾林岛，所有居民都基本上是为私人军事承包商工作的美国公民。他们居住在带有海滩度假胜地等设施的独立别墅中，人口密度则只有埃贝耶岛的5%不到。疫情爆发后，工人们只有在提供已接种疫苗或服用预防性抗生素的相关证明后才可以在两个岛之间来回通勤。

在这场霍乱疫情中，埃贝耶岛出现了400例病例，其中6人死亡；而夸贾林岛的霍乱病例却是0例。

在埃贝耶岛更容易感染霍乱，而在夸贾林岛更难感染霍乱，其原因与天气或者地理条件毫无任何关系。此外，也没有任何生物学或者环境方面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埃贝耶岛、比哈尔邦以及世界其它地区无法彻底地根除霍乱疫情。我们并不是缺乏相关技术，实际上，问题根源于将这些利益拓展至所有人的政治意愿。

霍乱大流行至今已有200年的发展和传播历史了，自霍乱病毒细菌发现已过去了150多年了，自廉价治疗方案和疫苗研发和制造已过去了60多年了。然而，这种霍乱病毒仍然在一些国家蔓延，似乎那些治疗方案和疫苗根本不存在一样。这可能就是霍乱给人类社会最真实的教训吧。

目前，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播范围非常广，以至于一部分人开始担心，新型冠状病毒会像霍乱一样，未来将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目前还无法得知的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最终是否会发生变异，并且像229E、NL63、 OC43以及HKU1等人类冠状病毒只会引起类似感冒的较轻症状，或者像最开始的SARS冠状病毒一样，虽然是致命病毒，但却能够控制下来。

无论是那种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或者以后可能出现的像霍乱一样的病毒，都只会在世界上较发达或富裕的地区才能完全消除，而在那些最贫穷的地区继续传播，并且带来致命的后果。

这个世界最终还是会恢复正常状态，但前提是基于前面提到的在控制霍乱疫情时的三种不同手段：预防传播、有针对性的治疗，以及加强国际合作。

然而，从霍乱疫情的防治历史中不难发现，这三种不同防治手段只会不断加剧全球鸿沟，在保护较发达和富裕国家和地区的同时，欠发达和贫穷国家和地区却仍然处于病毒蔓延的水深火热之中。

实际上，目前已经有相关迹象表明这种情况的出现了。比如，较富裕国家和地区在购买和存储大量个人防护设备的同时，贫穷国家和地区却无法或者没能力负担起足以保护其医疗工作者的基本保护。

此外，许多新型冠状病毒临床试验都“外包”到了印度等较贫穷国家，而一旦疫苗开发出来，这些国家仍然无法担负其疫苗的费用。

另外，不少欠发达和贫穷国家和地区也成了关注新型冠状病毒发展动态过程中的盲点，毕竟这些国家由于缺乏相关的数字基础设施，从而可能无法准确及时地收集疫情爆发相关的完整数据。

2017年，孟加拉国开始进口口服霍乱疫苗。图片来源：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基于全球范围内只有10%的卫生研究经费是用于解决影响全球90%人口的健康问题这一事实，全球卫生专家提出了“10/90差距”这个概念。

当时，腹泻型疾病占全球疾病负担的7.2%，但仅仅吸引了0.06%的卫生研究经费。 几十年过去以后，“10/90差距”这个概念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随着新的全球性大流行病的爆发，我们现在又有机会来纠正这一问题。

正如霍乱“孕育”了全球对健康的关注一样，新型冠状病毒也应该成为新的诱发因素，引起全球对健康问题的再一次关注。

《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ine Journal）前主编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比较了自第一次霍乱大流行以来全球健康等级与相关操作系统的变化。我非常欣赏他提出的“全球卫生4.0”这个概念，即由贫穷国家研究人员和活跃人士领导的科学研究与卫生政策。

虽然WHO并没有总是遵守其崇高的目标，也没有设法像消灭天花一样去完全地消灭霍乱，但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我们至少不应该像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样宣布拒付WHO经费，从而可能导致疫情的进一步蔓延，相反，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解决和消灭这场让我们社会和经济造成动荡的疫情的话，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以及来自企业捐助者更多的独立性。

除了建立使所有人都能够受益的公共卫生和国际合作系统这个基本呼吁之外，这也与我们每一个地球公民有关。毕竟，只要疫情仍然在贫穷国家和地区传播蔓延，它早晚有一天都会影响西方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本世纪初，尼日利亚全球卫生学者比奥吉福·阿吉南（Obijiofor Aginam）在《印第安纳全球法律研究》（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写道，“发达国家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来面对相互的脆弱性。”

而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也再次提醒了我们，这种相互脆弱性的存在。

为了进一步防治类似的全球大流行病，阿吉南倡导“社群主义全球主义”，即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基于公平、正义和平等分配稀缺但不偏激的全球资源”。

在目前的这场疫情危机中，我们已经得以瞥见这种团结。比如，印度喀拉拉邦（Kerala）执政共产党为外地务工人员提供免费食物与住宿；索马里派出20名医疗志愿者援助意大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古巴允许英国“布雷马”号邮轮停靠，从而让邮轮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及时就医。

当然，新型冠状病毒与霍乱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例如，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率更高，因此要控制这场疫情的传播蔓延就更具有挑战性。不过，我们并没有忘记从霍乱中得到的教训。如果我们仍然用过去那套老旧的殖民逻辑来管理和防控全球卫生健康的话，那这个故事的结局，可能就将和霍乱现在的局面一样。

就目前而言，我仍然担心我在英格兰的病患和同事，他们当中到底最终会有多少人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在短期之内，就应对这场疫情危机而言，肯定有更好和更糟糕的应对方式，而历史也会告诉我们，哪些人因这场疫情而死去，更重要的是，未来的几个世纪里，还有哪些人可能会因这种病毒而死去。

毕竟，当我们身处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的前提下，还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而死去，这当然是一场悲剧。但稍微能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场疫情也算是一场未曾出现过的全新病毒，而我们目前也在尽一切努力来防控这种病毒，降低病毒所致的死亡率。

如果到了2200年时，地球上较贫穷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有人会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的话，这将是道德上更大的失败。

在50年过后，如果我能够驱车跨过恒河向北驶向比哈尔邦并一路达到祖父母家的时候，我希望在路途中经过哈吉普尔的时候，我能够不戴口罩地下车去买当地盛产的香蕉，让我尽情地去呼吸和享受这种热带水果的香甜味。

延伸阅读：

霍乱和新冠病毒：为什么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上）

霍乱和新冠病毒：为什么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中）

译者：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