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边岳庙来之不易！一本私人笔记，掀开浙江文物保护的尘封往事

300字方格纸，46页，西湖、岳飞墓、胡庆余堂、飞来峰、白塔……熟悉的地名字眼，在阁楼的阳光里跳动。

不久前，王群力兄妹才发现父亲留下的这叠《业务自传》手稿，仿佛又见爸爸开了灯，伏在方格稿上。

王士伦在河姆渡遗址

王士伦，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1984年~1993年），他也是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考古所前身）里的第一批年轻人，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

在看到这本自传前，兄妹俩对父亲跑了一生，写了一辈子的“文物古迹”，又近又远，有一点疏离。

这叠偶然发现的手稿，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在搜索引擎中，在历史讲述中“消失”的所长，揭开了浙江文物保护开创期那些少为人知的往事。

1979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王士伦的《岳飞墓地考》。

1912年的岳飞墓（图片来自《杭州文物与古迹》作者 王士伦）

要知道，现在我们很熟悉的栖霞岭岳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主流说法认为是假坟，是衣冠冢，葬地历来传说不一。

有说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朝野遗纪》）；有说在众安桥扁担岭（《岳忠武王初瘗志》）；有说在天汉州桥（今天水桥天主教堂弄长寿院墙下）（《武林坊巷志》）；还有说在临安菜园内。民间传闻，著作引用，多有讹错，墓葬的确切地点一直没有定论。

王士伦清楚，史料，不是历史。

《朝野遗纪》载，岳飞死后，大理寺狱卒隗顺将岳飞遗体偷偷背出城外，草葬于九曲丛祠。

大理寺在钱塘门内，王士伦指出，隗顺背着遗骸的移动路线，必是就近出钱塘门，不可能把遗骸埋葬到属于闹市的众安桥。他论证了岳飞遗体的初葬之处，就在杭州九曲城下五显神祠（与史载九曲丛祠吻合）附近，也就是后来的昭庆寺以北，现在的少年宫附近。

而如今栖霞岭南麓的岳飞墓，是公元1162年，“以礼改葬”的地方，“葬以孤仪”。

这个孤，不是孤独的孤。中国古代社会把少傅、少师、少保称为三孤。岳飞生前最高官阶是正一品少保。宋孝宗恢复岳飞原官爵，访求其尸，以一品官之仪，将岳飞遗骸改葬于栖霞岭，“起枯骨于九泉之下”。可见，这里并不是假坟，此时距离岳飞被害仅21年。

1979年修复后的岳飞墓（图片来自《杭州文物与古迹》作者 王士伦）

1978年，岳庙重修。王士伦负责主持，在墓道两侧发现两具石俑，论证了他的观点，成为岳飞墓“以礼改葬”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历史悬案终于有了定论。

《古都杭州》封二的作者照片里，王士伦穿着白色T恤，戴着手表，头发略花白，头微微扬起。57岁，那是王士伦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也正逢上世纪80年代，浙江省地面文物保护事业迈入全新的历史时期。

1980年代的一天，王士伦找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授毛昭晰：胡庆馀堂竟要拆了!

他“不客气”了——

我们闻讯后，当即发函给杭州市政府，提出不应拆除的理由。后来市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征求一位先生的意见。不料，这位先生却认为第三进建筑很一般，没有保护价值，结果被批准拆除。既然第三进建筑可以拆除，于是原来很有特色的围墙也被拆除改造了。那位先生是建筑界的权威，可惜他不知道胡庆余堂建筑群是反映这家著名国药店的历史建筑，它的价值远远不是从古建筑的价值观念所能认识的。

王士伦很清楚，胡庆馀堂的价值不能仅用古建筑的标准来衡量，“要把文物史迹放到历史的网络中去认识。”

1988年，胡庆余堂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扩大了人们对文物史迹的概念。“清末胡庆馀堂国药号建筑（反映国药企业史）、民国元年浙江体育会（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组织）摩崖题记、湖州钱业会馆（反映近代金融史）等，都作为文物史迹加以保护。”他在《业务自传》中这样写道。

王士伦“不客气”的时候有很多——

1970年代，杭州孔庙保存着南宋石经、五代石刻天文图以及其他许多珍贵的碑刻，却被某单位占为工场，有的碑刻被砸毁，有的移为他用。王士伦在《业务自传》中写道，“我经过多方面的力争，终于使该工场迁走，并提出建设杭州碑林的计划，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

杭州白塔

他毫不退让，不同意搬迁白塔，不同意把龙兴寺经幢搬走，因为文保不只是保护一个单纯的古建筑，必须和所在地的历史联系起来科学衡量价值。

如今，1183岁的龙兴寺经幢，依然在延安路灯芯巷口，诉说着杭城当年的市井繁华。

与早先的听课笔记相比，王士伦后来的《业务自传》，笔迹截然不同，像两个人写的。

前者花俏、极有个性，而后者端正，隶书味重。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改变？

1953年5月初，24岁的小镇青年王士伦来到杭州，到一个新单位报到。

这个单位，就在环城西路20号，如今的环城西路和龙游路交叉口。70年前，这里曾有一幢西式小楼，里面诞生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

环城西路20号，浙江省文管会成员合影。图片来自王群力。据“城市秘密”，照片右侧土墙为现在沙孟海故居的火墙。从小在院子里长大的王群力辨认：三排左一：牟永抗，左二，陈训慈，左六：沙孟海，左七：周中夏；中排左三：邵裴子、左四：郦承铨、左五：朱家济；前排左三：王士伦、左四：黄涌泉。

王士伦在文管会听了无数的“课”，记下了无数听课笔记：文管会主任邵裴子每周四下午上一堂课，主讲龙泉青瓷，还有郦承铨、沙孟海、张任政（王国维的学生）、宋云彬、沈镜如等“大先生”，讲的是铜器、碑刻、版本、瓷器、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史等等。

王群力找到一张旧照片，父亲（上图左）和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牟永抗站在西湖边，“小鲜肉”级别的侧颜，凝视前方的人生。

1954年，25岁的王士伦和21岁的牟永抗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期考古培训班，讲课的是翦伯赞、郭沫若、裴文中、尹达……

此后几十年，中国文物考古事业正由讲座下的这批新生力量开创——

牟先生曾给记者看过一张老照片，他和培训班同学们参加半坡遗址发掘工作，神采飞扬，笑得开怀。他搭着肩的年轻人叫高至喜，后来成为湖南省博物馆馆长，主持马王堆考古发掘。前排右一，便是王士伦。

旧相册里，还有一张旧照片，王士伦穿着时髦的卡其色风衣，背禄莱相机，朱家济先生穿着老棉袄，好像被摄影师叫了一声，转头，定格了圆圆萌萌的脸。

上世纪50年代初，浙江的文物保护工作，几乎还是一张白纸——浙江省到底有多少文物家底，保存情况如何，哪些需要保护，怎么保护，还没有构建起基本理论和方法。从故宫博物院调来的朱家济，开始全面负责浙江地面文物的勘察、保护、维修工作，成为当时浙江省唯一的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

朱家济几乎跑遍了整个浙江省，王士伦跟着他，专题调查了杭州古代石窟造像，爬遍了飞来峰、烟霞洞、石屋洞、南观音洞以及城隍山、凤凰山、葛岭、慈云岭和江干天龙寺后山、净慈寺后面的石佛洞等处，实地查看。

王士伦还开始跟着朱家济学书法，风格大变。更重要的是，打好了学术审美和格局的底子。

1969年，父亲要离家。他把家里的两个木板箱漆成黑色，用来装书。考虑到不知道何时可以回来，父母商量着，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这是一家四口极为少数的合影。爸爸很难得地穿上了正式的中山装，妈妈做了头，是精心打扮的，人却很消瘦。

1969年的冬天特别冷。小王去看望爸爸，高低铺里，飘出大烟圈套着小烟圈，那是朱家济先生在抽烟。

几天后，12月29日凌晨，朱家济起夜去厕所，滑倒在地，去世。

王士伦没有在家里提起过这件事，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但在自传里，有这么一句话：朱家济先生去世，我孤军奋战。

这一生，王士伦都在从事浙江地面文物的研究和保护——

参与、主持浙江省一至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评定，抢救了一大批文物古迹。

办“文物古建筑保护培训班”，以飞英塔、保国寺、天宁寺的保护维修为机会，培养了一批文物保护专业人才。

“如果没有这样的专业和人才的积累，浙江省的地面保护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成果，这和王老师的敏锐有关。”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说。

2019年，浙江省考古所40周年纪念会上，现任所长刘斌报了一个数字，标志性儒雅的微笑：“浙江从文物资源上来讲，肯定比不过陕西山西河南，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浙江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73943处，名列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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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病床上，王士伦对儿子说，你好不好帮我一个忙。兰溪长乐村，非常经典的古建筑群，可惜外人知道的太少，你看看能不能写一篇文章。

可是，王群力一忙就搁置了，“没办法帮他。”这是爸爸人生最后想要写的文章。

爸爸一心想要小王继承自己的衣钵，想培养他对古建筑的兴趣。

年轻时的王群力穿着爸爸的衣服

但小王从来听不进爸爸的话。父子俩的人生志趣、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热爱生活，花花草草，性情慷慨，广交朋友，接触的事物更多样化。

但是最后，活着活着，他活成了老爸的样子——父亲把这种思维方法遗传给儿子了。

不管是过去在电视台工作，还是现在捣鼓的“城市秘密”，王群力也正在做着和爸爸一样的事情，传承和记录杭州的城市文化。

“如果让我再搞考古，我极有兴趣，可现在没有机会了。”他笑，现在自己做“城市秘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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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值班编辑：倪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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