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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打架的宋代陶瓷

2021/8/6 7:11:23 来源:北京青年报

晚唐五代时期,陶瓷群芳竞艳的格局已经呼之欲出。在陆羽这样的品评人笔下,“南青北白”似乎是彼此睥睨、一争高下的对立局势。实际上,南北双方早就彼此“倾慕”,并积极互仿。到宋代,北耀南饶,终于开辟出一片“南白北青”的天地,而之前的“南青北白”更新换代,两相叠加,又有新篇,遂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汝”为首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新展“辽宋西夏金陶瓷”一节,打头阵的是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汝窑瓷器。如果去过这几个窑址的所在地,会发现在地方宣传中,“五大名窑”都说自己排名首位。“谁不说俺家乡好”,是人之常情,但如从晚清民国以来收藏品评的情况来看,“汝、官、哥、定、钧”是更常见的顺序,而汝窑则是当之无愧的首位。

排座次往往敏感而讲究,汝窑凭什么被推上“头把交椅”?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宋人自己有这么一段话:“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按照这段话,在宋人心中,与汝窑同时的窑场中,汝窑排名第一,而且是因为“定窑不堪用”,它才出现的。这样一来,汝窑就把年代比它早的定窑给比下去了。其次,按照时间来看,汝窑比定窑之外的三个窑场创烧时间都早,而且这个时间早晚还不是单纯的时间关系,而是有着产品面貌和技术体系的传承关系。宋室南迁之后,汝窑的文化因子分南北方向传播,南方一支是汝窑技术与越地传统结合,孵化出官窑、哥窑、龙泉窑等名窑;北方一支则衍生出张公巷窑、钧窑。换句话说,后来的南北青瓷名窑,或多或少都在模仿汝窑。从窑业的发展脉络上来讲,官、哥、钧三窑都有汝窑的影子。第三,从地位上来看,五大名窑多多少少都和朝廷有些关系,但汝窑这层朝廷关系比较特殊,关系的那一头有文艺皇帝宋徽宗,这就把汝窑的整体品位又往上推了一个台阶,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的青瓷窑场都要模仿汝窑。这三个原因互相交缠,构成了汝窑列居首座的底气。

汝窑瓷器的胎釉特色广为人知:天青色釉、冰裂纹开片、香灰胎、芝麻钉支烧。“天青色等烟雨”是周董对青花的误会。另一条常见的说法“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常见于清代民国文献,说的也并非汝窑,而是五代周世宗柴荣的柴窑。原本,五大名窑是指“柴汝官哥定”,后来归纳宋代名窑,便去“柴”而添“钧”。柴窑何方,至今仍是个谜,但流传的说法中,其主要特征便是釉色天青。而成熟期汝窑的釉色,与其早年产品沿袭耀州-临汝传统的清亮青釉色泽不同,有可能是据某些理念刻意改造的结果。考虑到柴荣和赵匡胤的关系,后周和北宋的关系,汝窑追仿百年前的柴窑,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瓷釉呈现的玻璃态,光滑柔和,肌肤相触,其质感当然要比生涩的瓷胎好得多。但是器体表面施满釉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烧制过程中,瓷器下方如果有釉,会与接触的支撑具粘连在一起,必须有少量部分露胎与支撑具接触,才能让瓷器在烧成后与之分离。正因如此,名窑瓷器的讲究,不止于瓷釉发色纯正、釉质均匀细腻,还在于能否想办法让器体尽最大可能布满釉。汝窑于此节登峰造极,其产品烧制过程依靠支钉支撑,露胎之处呈点状,小如芝麻,故称“芝麻钉”。这是汝瓷最具特色的工艺特征之一,也是汝瓷追随者必然模仿的部分。

201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落槌,台北鸿禧美术馆旧藏的一件汝瓷洗以2.94亿(含佣金)的价格拍出,据说是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故宫陶瓷馆此次新展展出8件汝瓷,有些还有乾隆御题,却连个独立展柜都没轮上,不禁让人感慨万分。

“官、哥、定、钧”

汝瓷生产时间相对较短,如昙花一现。瞬息光华,却让后人追慕不已。宋室仓皇南渡之后,礼器失散、铜料奇缺,无奈之下,朝臣翻遍礼书,决定以陶木礼器相代。于是有了南宋官窑的兴起。

如今,通过考古工作发现两处南宋官窑,地理位置皆较为特殊,其中老虎洞窑址被认为是修内司官窑,就位于南宋皇宫旁边。为了方便朝廷直接指导制瓷工作,让“重污染企业”落脚于此,或许更显现出了烧制礼器的迫切需求。与汝瓷相比,南宋官窑生产了更多的礼器,形态与铜器近似,整体气质更显厚重。

汝窑在女真铁蹄之下已分崩离析,南方青瓷可追摹的对象便也只有南宋官窑,于是自南宋起,浙南龙泉南区产品画风为之一变,从北宋时期的划花风格,转为薄胎厚釉、乳浊效果,品质直逼官窑,至元朝而成一代传奇。按文献、传说,哥窑与龙泉窑同根同脉,皆与南宋官窑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址的元代地层就是哥窑窑址所在。

宋金之际,汝窑已矣,但其血脉在北方并未销声匿迹,钧窑正是其中一支。坊间有“汝钧不分”的说法,这正暗示了两者的亲缘关系。在故宫陶瓷馆展览中,钧瓷的年代仍被归为宋代,但展览说明中同时也提到了钧瓷的年代争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对钧瓷年代的一般观点是“兴于唐,盛于宋”,但如今已有大变。这一年代问题要分成两个部分,一是钧窑始烧年代,二是钧窑陈设类产品的始烧年代。

钧瓷可分为日用类钧瓷和陈设类钧瓷两类,前者指碗盘等日用器类,后者指出戟尊、鼓钉洗、渣斗式花盆等特殊器类。后者实为钧窑产品的精华,也是其位居宋代名窑最重要的资本。从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日用类钧瓷的出现年代稍早,目前有北宋末期、金代中期两种新观点。而陈设类钧瓷年代,统一看法的学者近年来越来越多,认为它应当晚至元明时期。如此一来,钧瓷五大名窑的地位怕是岌岌可危。

在宋五大名窑中,定窑是唯一的白瓷窑场,显得比较特殊。其实,“五大名窑”是后世归纳的结果,倒真未必是宋人自己的看法。在宋人文献中,定窑的出镜率极高,显然极受宋人喜爱。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宋代定窑最拿手的产品当然是白瓷。但它生产的一些小众产品,也颇为抢镜。苏轼写诗说:“定州花瓷琢红玉”;电视剧《清平乐》中有个情节,是宋仁宗把王拱辰夫人送张贵妃的定瓷打碎,按照文献,那件器物也是“红瓷”。所谓“红瓷”,实际上是定窑生产的酱釉瓷器。白釉瓷、酱釉瓷、黑釉瓷并不罕见,各大白瓷产品为主的窑场均常有生产,但唯定瓷能得皇室、文人青眼,何以如此?

定窑附近的制瓷原料极佳,生产出的器物器骨轻巧,胎釉细腻,可谓“天生丽质”,纵然是普通瓷器品种,其产品也能出类拔萃,领一时风气。定窑窑工最出名的装饰技法是刻划花与印花。白胎几道轻划,若隐若现,似有还无,朦胧之美,欲说还休,最是贴合宋人的美学品位。印花装饰在宋代虽已出现,但却不如刻划花流行,直到金代,印花才成为主流。

从地理位置来看,定窑距离辽宋边境不远,辽人对定窑产品也是情有独钟。不仅大量采购,自家生产的瓷器也照猫画虎。金灭宋后,定窑并未衰败,反而迎来新一轮生产高潮,其生产质量虽稍有下降,但工艺改进使得其迎来新一轮生产高峰。印花装饰的优势,在于装饰效率提升,其或许正是伴随着这一轮生产高峰而流行开来的。

无冕名窑

“五大名窑”备受关注。但这还并不是宋代名窑的全部。明清民国的收藏家们,并不和宋人心心相印。名窑之外,还有名窑。

首先要提的是耀州窑。作为唐宋时期北方青瓷的翘楚,耀州窑最初的模仿对象是越窑。五代时候就生产出了天青釉瓷,入宋之后,风格为之一变,开始大量生产釉色澄澈透明、刻划花技法高超的产品,从此独树一帜,与南方以釉色取胜的秘色瓷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翘楚,带动了中原黄河以南地区诸多窑场开始生产类似风格的产品,进而形成了河南的“青瓷势力”,而正是这股“青瓷势力”孕育出了汝窑。

除了“青瓷势力”,中原黄河以北地区还有一股白瓷势力与其对峙。“白瓷势力”的策源地是磁州窑。磁州窑是定窑之外的另一大白瓷窑场,其最拿手的是瓷器“医美”。论原料,磁州等地远不如定州,无法依靠胎质本身做出白瓷,但人民的智慧总是无穷的,给深色的瓷胎涂上厚厚的粉底,不就是白瓷了吗?化妆白瓷的出现,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不仅遮掩了原料的缺陷,更刺激了窑工的想象力,让瓷器在深浅色彩装饰的鲜明对比中,获得了勃勃生机,风靡一时。

在中原地区,白瓷势力和青瓷势力大体以黄河为界,“南青北白”,此消彼长。在一些过渡地带的窑址地层切面中,还能观察到一层青瓷一层白瓷的现象,可见个体窑场也是顺势而为,“见风使舵”,跟着一时的潮流风气,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

北方地区青瓷白瓷“割据混战”,南方地区亦然。南方青瓷仍以浙江为最重要的根据地,南方白瓷的原创中心则在景德镇。景德镇古属饶州,其生产的青白瓷产品风华绝代,元代文献《陶记》称之“饶玉”。玉在传统文化中含义特殊,以玉为名,足见推崇。景德镇的青白瓷生产在两宋之际虽几经起落,但绵延不绝。其釉色白中泛青,相比于纯白之色,更增一分洁净清新之感。景德镇青白瓷亦常见刻花、划花、印花等装饰,其中精彩者繁密复杂而又井然有序,刻划之间透露出几分对定瓷的“倾慕”。

景德镇两宋时期生产规模极大,在其东河流域、南河流域、小南河流域遍布青白瓷窑场,数量可达几百处,足见其生产曾极度兴旺,深受市场欢迎。正因如此,闽广沿海地区窑场很早便开始了对景德镇青白瓷的仿制,其在海外的销售状况甚至盖过景德镇的正品。

在青瓷、白瓷之外,还有窑口出奇制胜。黑釉瓷本非瓷器生产的主流,但吉州窑、建窑等窑场,却开发了属于黑釉瓷的拳头产品。吉州窑产品三大特色装饰,木叶纹、剪纸贴花、玳瑁纹,让原本深沉的黑釉瓷器或得野趣、或得灵气,自成风格。建盏似不必多说,宋徽宗《大观茶论》中一番品评,让兔毫、油滴、鹧鸪斑名满天下、流芳至今。茶盏之美的流露,在于茶与器的配合,亦在与饮茶的情境,当然更在于对饮的人。隔着展柜玻璃,大可用想象填补青绿茶汤间背后的一盏夜色星空。

两宋之时,契丹、党项、女真等族活跃于北方,先后建立辽、夏、金等政权。赵氏子孙不想在床上听别人打呼噜的愿望难以实现,三百年间辗转反侧。但多民族的融合与碰撞,却给工艺美术品的制造增添了新的灵感和元素,使得这一时段的瓷器面貌愈加多彩。辽人钟爱定窑白瓷,故着力于白瓷生产。西夏则看上了磁州窑系,灵武窑亦成一格。金人占据北方,北宋故窑并未衰落,无论青瓷白瓷,皆有新一轮的发展。无论是钧窑铜红釉铜红彩的创造,定窑覆烧工艺的改进,还是磁州窑系各类纹饰题材的极大拓展,都暗示女真民族旺盛活力对陶瓷整体气质潜移默化的影响。

彼时陶瓷生机勃勃、引人入胜,展厅中令人目不暇接,而那也正是宋代美学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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