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

写作三十多年，发表了大量作品，受到许多读者的青睐，这其中有大部分读者喜欢我的散文、小说或文艺时评，也有人对我的笔名很好奇。他们会问，红孩，是不是与《西游记》中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有关？要不就是与电影《红孩子》有关？听后，我只是呵呵一笑，并没有正面回答。

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是个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很多人的名字，大都会出现卫东、捍东、卫红、保红的字样，我的名字也自然带有红字。我父亲在村里长期担任村干部，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高，从来不许占公家便宜。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记得在小学二年级的秋天，有几个同学因饥饿到邻村的田地里偷红薯，被同学举报，我就把全体同学叫到一起，让那几个同学做检查。最后，我举着拳头带领同学高呼：向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不良行为做坚决斗争！此情此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开始了文学创作。那时的人们，总是谈伤痕、寻根、意识流、尼采、萨特，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一天，有位幼儿园园长对我说，小伙子，听说你喜欢文学，我问你，你知道“三红一创”吗？我一听，瞬间就有点蒙，我说，三红是指电影《红孩子》《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吗？园长听后说，你说的是电影，我说的是小说。所谓“三红一创”，指的是长篇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园长的话让我感到非常脸红，这几部小说虽然听说过，可当时竟然一部也没有看。印象中，我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战地红缨》。多年后，我通过孔夫子旧书网买到这本书时，翻看几页，竟已感觉十分陌生，似乎从来没有看过。

尽管我没有很好地认真阅读过“三红一创”，但我对“三红”电影至今情有独钟。当然，一部好的电影，除了精彩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外，还要有动听的配乐，百听不厌的歌曲。必须承认，我是极度没有音乐天赋的人，再好听的歌，我也很少有能唱完整的。可我喜欢听，尤其爱听老歌，特别是带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我喜欢听《映山红》《洪湖水浪打浪》《红色娘子军连歌》，也爱听《绣红旗》《北风吹》《谁不说俺家乡好》《我爱你，中国》。由于工作的关系，这二十几年，我相遇相识过很多著名艺术家，如田华、谢芳、祝希娟、邓玉华、李谷一、殷秀梅、谢晋、谢添等。我在看老电影听老歌时，脑海里时常浮现与某位演员在哪里相见，都说过什么话的画面。如今，有很多老艺术家已经离开了我们，每每想起，其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怎能不让人悲伤？好在，他们给后人留下了精彩的画面和美好的歌声，常看常新，常听常忆。

在北京，有两个女作家，她们的名字里都有个孩字。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刘宏伟，笔名叫红孩儿，她起这个笔名的时间大约和我前后。记得大约在1997年，一天，有个朋友对我说，她在香港《文汇报》看到我的大作《女人的内衣》，说完，她诡秘地一笑，那意思是说，你写得很偏门呐。我说，我没写过那样的文章。朋友说，署名明明是红孩嘛，除了你还有谁！我说，你看那个红孩名字后有没有一个儿字，如果有，那个人应该是八一厂的刘宏伟。我的名字后面没有儿字。话虽解释清楚了，但说完我就后悔，因为我话中有“我没有儿子”的意思。所以，几年后，当我女儿出生时，我没有任何不高兴，满心欢喜地迎接她的到来。

另一个女作家，叫黑孩，本名耿仁秋，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青年文学》杂志的编辑。她人长得漂亮，有才气，当时和马未都在一个办公室。记得在八十年代末，她和天津的赵玫、上海的周佩红出了一套散文集，很是让我着迷。后来，我认识了老作家周明，知道他和黑孩关系特别好，就想通过他认识黑孩。周明说，黑孩去日本了，不好联系。我说，我可以写信、打电话、发信息。这样，我和黑孩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去年以来，黑孩先后在《收获》《清明》《北京文学》等重要刊物发表长篇、中篇小说，又引起文坛关注。我问黑孩，你不老实在日本待着，拼命地写作到国内发表出名赚钱，你也太狠了吧？黑孩笑答：中国的文学报刊多，发行量也大，稿费要比日本高好多。一句话，国内的经济发展速度快，让人羡慕得不得了。我说，既然如此，你还是回国吧。

黑孩比我大几岁，自然她也是看着红色电影、唱着红歌长大的。我没问过她喜欢唱什么歌，她出生在东北，如果有一天通电话，我就给她唱那首著名的《乌苏里船歌》吧。黑孩曾问我，你什么时候起名叫红孩的？我玩笑说，你黑了的时候，我就开始红了。以后，你就亲昵地叫我红吧。当然，我是不会叫你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