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光镜 | 中国电影人，复工自救三百天

文 | 孙佳怡  编辑 | 张信宇 乔芊

4月9日晚，演员、导演陈建斌在微博发文，希望院线可以延长放映其执导、主演的影片《第十一回》。在清明档中，这部片子票房排名第四，不到3000万；截至发稿，其票房为近5500万，远低于陈建斌此前在节目中预估的“有那么两个亿就能够保本了”。

今年的清明档，有人忧，也有人欢喜。数据显示，此次清明档电影大盘累计票房超8亿元，刷新了华语影史清明档的票房纪录。然而，这还给不了中国电影人足够的信心。今年春节档也刷新了票房记录，但紧随其后的3月影市很快陷入了自2014年后的大盘新低。清明档后，票房很快又陷入低谷。

影市不好，这与上映影片质量、观众口味变化都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经过疫情冲击，去影院看电影的观众真的少了很多。

36氪采访、记录了一位有十多年经验的影院管理者，他目睹过行业的大爆发，又感受到潮水的褪去和互联网的冲击。如今的他，看着“死不死，活不活”的电影票房，只得想方设法自救。同时，他也在思考，电影市场是何时开始降温的？是因为什么？当时曾经挣扎着想要离开这个行业的他，最后的选择又是什么样的？

凌晨两点，王乐乐在散场多时的酒局上独自醒来。老婆把喝挂的他领回家。

此时他已酒醒，内心喜悦。这场酒局的目的很简单——拿到投资人的钱。投资人没有完全拒绝他。谈不上有多顺利，但他已经很久没体会过不被拒绝的感觉了。

王乐乐在一座二线城市管理着某头部院线旗下的两家影院。去年由于疫情，两家店亏了几千万。

他一直在跟同样受疫情重创的商场死磕减租。他也通过其它方式自救：做自己的剧本，起草项目书、找投资人、和团队开会。

影院经营，他已够到天花板，而天花板“又是如此之低，每年单门店2000万产出左右，极限了。”

中国电影票房大盘坐了一次过山车。2015年之前狂飙突进，当年票房增速达到近50%。但随后几年，这个数字分别下降到了3.9%、22.8%、8.6%、5.7%。

“现在投资影院的人，准备好吃三代土，”他调侃，“影院太难了，疫情直接搞垮，后面只会越来越难。”

时间回到去年。2020年1月23日，王乐乐“这辈子都忘不了。”

疫情突然爆发，影院停止营业，春节档所有电影临时宣布撤档。在后续的四五天里，他的影院一共退了25万元的票。

“完全懵了，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他当时已回到老家。他还想，影院会不会年初三或者年初七就恢复营业呢？

但现实是，整个电影行业从这一天起历经了半年之久的漫漫长夜。当所有人还在黑暗中手足无措时，第一个打击却来自行业内部。

1月24日，欢喜传媒出品、徐峥导演的贺岁电影《囧妈》突然宣布将于大年初一在抖音、西瓜视频等字节跳动系平台在线首播，并且在字节跳动的市场策略主导下，《囧妈》对观众完全免费。

“我只感觉被捅了一刀，”王乐乐慌乱地退票，看到《囧妈》院转网新闻的瞬间暴怒，“（欢喜）出卖兄弟，我们影院没出路了。”

“制片方，发行方，和我们影院，是不是应该一起赚钱？”王乐乐反问36氪。他说，在《囧妈》上映前，他的影院就用大量物料、灯箱、LED、映前广告进行宣传，若电影最终要走网络播出，那它在立项报备时就应该说明。“突然说不上（院线）了，我们都白做。”

欢喜传媒CEO项绍琨一年后对36氪解释，全国电影院猝不及防地关闭，当时时间紧急，他们在两三天内就和字节跳动达成了协议，且除了字节跳动外没有考虑其他平台。

项绍琨复盘，当时的可能性有三个，第一是像其他电影一样等到2021年再放映；第二是和字节跳动合作；第三是欢喜将这部电影放在自己的流媒体平台欢喜首映。最终选择和字节跳动合作，内部没有大争议，也没有特别预估院线的反应，因为当时是特殊情况。

欢喜传媒是上市公司，项绍琨也认为，自己在做决定时考虑股东利益，有责任使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囧妈》临时转网首映，遭到影院工作者们激烈反对。署名为“浙江电影行业2万余名从业人员”在新闻当晚发了一封抗议声明。

“《囧妈》前期目标就是电影院......但其收益现在由互联网平台享用，”声明里写道。“此次《囧妈》行为，给全国影院带来重大损失。”

作为院线经理，王乐乐马上转发了这份声明。“我在朋友圈发了三十天，每天一刷，一天也没少。不要脸，王八蛋。”时隔一年多，他还是无法释怀。他的老板也支持这份声明说，之所以浙江发达是有原因的，遇事有担当，真敢干！

对于欢喜传媒未来影片的排片，王乐乐说：“听老板的。但假如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会少排点。”

但并非所有院线从业者都记《囧妈》的仇。

另一家头部院线的商务总监表示，《囧妈》事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说不清，没有产生票房很难预估。但“以后（欢喜）有好的片子大家还是会忘记这件事。没有人跟钱过不去。”

欢喜传媒确实有这个底气。宁浩、徐峥、陈可辛、张艺谋、王家卫等知名导演都是欢喜的股东，而签约导演还有贾樟柯、王小帅。

但欢喜并非要与院线彻底决裂。在《囧妈》之后，项绍琨一直希望能跟院线修复关系。“后来我们也跟院线的合作伙伴们解释了，我们非常乐意让电影先在电影院上映，然后再上网，这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可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环境，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正确的。”

如果说《囧妈》上网免费播出，还能算疫情爆发时期的特殊案例，“院转网”本身却已经是无法忽视的行业自救大势。有数据统计，2020年至少已经有19部院线电影在网络视频平台首播。

王乐乐的公司投的电影也有电影选择直接走网络，收费。他说，起码他们公司“守住了电影的底线，没让观众白看。”

那晚的酒局上，还有一个王乐乐的“小兄弟”，以前跟着他混，拿他不要的项目。但小兄弟被命运抬了一手，在疫情前卖了手上的6家影院，得到上亿回报。

小兄弟也曾怂恿王乐乐卖一家影院，后来价格没谈拢。“谁能想到有疫情呢？现在影院不值钱了......至少两台劳斯莱斯没了。”

这几年，“中国xx”系列电影层出不穷：《中国机长》、《中国医生》。为什么不拍“中国影人”呢？王乐乐笑道，他可以自导自演——疫情期间无奈、迷茫、绝望的心情，他仍记忆犹新。

他儿子都觉得奇怪，怎么以前一直很忙的爸爸最近整天在家？他偶尔也去影院，一个人蹲在黑漆漆的影院里，打着手电筒检查设备。一束孤独的光扫过，地面和座椅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但回过头，就是一面巨大、灰白而冷漠的银幕。

他的门店有11个影厅，1700余座，按照澳门威尼斯人的风格装修了五个月。这家店开业时，恰好赶上周润发的一部电影要上映，周润发还来现场剪彩。后来，他的店来过许多艺人，开过许多电影发布会。

去年的疫情结束了那金子般的日子。不开业，影院里的饮料、包装食品不卖就会过期，他为了回笼资金，只好去摆地摊。他开车载着影院卖品，开到人多处，停下就地卖。他要面子，没买喇叭，也不吆喝，就把东西都摊地上。有一次，他标价三块卖元气森林气泡水，有个女生从他身边走过看了一眼惊呼，“这人怎么卖的比李佳琦直播间还便宜？”

（王乐乐带去小摊卖的东西）

能怎么办呢？东西卖不掉，员工也都裁光了。

2020年年中，阿里巴巴内部传说，阿里大文娱的排片经理由于无事可做，被调岗到了盒马鲜生杀鱼。虽然这只是一个段子，现实里的电影业自救法更花样繁多。王乐乐影院被裁的员工有的去了海底捞，有的去卖保险、卖水果。

五月份，王乐乐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卖酒。“夏天的味道集合在意大利波维尼起泡酒里”、“葡萄酒的美不是外表，而是内在”，他每次发这些文案都能收到类似的留言，“你不是搞影院的吗，怎么卖酒去了？”他也无奈，“没办法，吃不饱饭了啊！”

一开始卖酒的时候他还分了组，把电影圈的老板们都屏蔽了。后来他想，不对，核心朋友都在这个圈子里，屏蔽就卖不出去了，于是又解散了这个分组。电影圈的老板们看到后，没多说什么，也来买他的酒。王乐乐回忆，那段时间电影圈就像个大卖场，圈内人互相卖，还有卖内衣、杂货、代餐的。

有的人卖着卖着，还真就去了那个行业不回来了。有的人，像王乐乐这样的，只是个过渡——他一直在等影院复工。

2020年6月10月凌晨，没能等到影院复工，时任博纳影业副总裁黄巍在北京悠唐购物中心一跃跳下，震惊业界。导演贾樟柯忍不住在微博上发出感叹：“行业之悲”。

与黄巍素有旧交的王乐乐不敢相信，“很乐观、开朗的一个人，怎么会跳楼呢？”

但现实往往比人们所以为的要更沉重。他去送了黄巍最后一程，开始思考，影院还有未来吗？这个行业的驱动力在内容，整个行业取决于上游制片端，影院完全是靠上游吃饭。他还去拜了好几次佛，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烧香，每天点一支。“只求佛祖保佑我。”

王乐乐想要离开。他投简历给互联网公司的品牌推广部、新零售部。他去学做咖啡，想着实在不行可以开个咖啡店。

其实电影行业的雷早就埋下了，疫情只是个引爆器。2016年后，虽然整个中国电影票房大盘仍在增长，但他所在影投票房份额、利润都在减少，“每年掉千把万”。他觉得有多种因素：观众对内容口味越来越挑剔，以及门外的野蛮人——互联网的进攻。

他注意到，原来身边搞院线电影的突然都去做网大、网剧了，还有原来在传统影视公司做发行的朋友带着一班子人跑到爱奇艺去了。

后来，他当时所在的公司欲上市被否，他曾想就此离开这个行业。

不过，在一位前辈同行的影响下，最后他还是做起了自己熟悉的影院管理。

这位前辈同行见到还在纠结的王乐乐，对他说，就好像在屋檐下躲雨的人，有人会冒雨前进，有人会等雨停了再走，有人会等别人来送伞，每个人在当下选择都不一样，关键看适不适合你。要么，跟我一起冒雨前进，要么，就在上一家影院，等天晴。

“绝了，我真的听进去了。”王乐乐觉得，依自己喜欢闯荡的性格来说，肯定选择冒雨前进——在前辈的劝导下，他跑回了影院。

疫情期间，再次迷茫，他去找了一个算命师傅。师傅跟王乐乐说，你内心已经有答案了，跟着自己的想法走。你来找我，无非就是托我这张嘴说出来而已。

犹豫着，他就又坚持到了复工。但影院日常人流量只能到过去同期的三分之一。他有时路过商场，都没进自己的影院看，直接回了家。“不用看，肯定空的。” 

“太难了，干不下去，”他说，“影院永远只是一个零售，贩卖的内容是电影而已，现在贩卖的内容极度缺乏，好的内容也不一定来影院放。”

2020年7月20日，比其它所有行业都来得更晚，全国影院终于重新开放。

尝试跑路的王乐乐最后还是坚守了下来。在一家互联网公司面试到第三轮时，面试官和王乐乐聊天。聊到最后，面试官说，觉得他有点可惜，在电影这一行业做这么多年了，跑到互联网行业，可能要从头开始，有没有想过再坚持一下？

我们电影行业快垮了，王乐乐回答。

但这个行业会一直都会在的，面试官说。

“老赖是不是都这样，欠了钱还理直气壮，”王乐乐又收到了商场发来的函，催他交租金。他每个月都能收到，已经习以为常，只能调侃一下自己。

“账上没钱，怎么付？”他也无奈。

虽然春节档赚了些钱，但也根本不够还疫情时期欠下的房租，加上这几个月是淡季，影院票房惨淡。有时一天放映五十场电影，可观影人次才三十多，收获票房一千多块，但房租支出要一天三万。

行业大不如前，是疫情导致的吗？观众平时都不来看电影了，是疫情影响的吗？他觉得也不完全是。

王乐乐第一次听说Netflix，已经是2018年。那时，公司内部负责海外发行的同事对他说，线上流量都被一个叫“奈飞”的公司吸走了，导致他们海外发行业务根本没法开展。

当时他还在想，这是什么，还有这种东西？对方说，是互联网影视平台，类似于爱奇艺优酷腾讯结合在一起。

“他跟我讲的时候这个行业应该已经发生了变革，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他不知道Netflix已经发展成什么样，也没有意识到Netflix未来会引起什么样的动荡，只感觉从2018年以后，就“无时不刻”地听到这家公司的名字。

至于“流媒体”这个词，王乐乐天然就感觉到一种威胁。

在最近的金球奖获奖名单中，获得最佳戏剧类剧集的《王冠》背后的奈飞也是本届金球奖提名最多的发行方，不仅有《王冠》这样的热门剧集，电影也有《曼克》《芝加哥七君子审判》这样的优质作品。而其他美国流媒体平台Amazon、HBO发行作品的提名数量也名列前茅。

“无论是否有疫情，互联网与电影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都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院长，从事电影教育和产业研究三十余年的吴曼芳近日对媒体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有5g，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众多新兴科技可能会对电影的创作方式、审美原则、商业模式带来改变甚至是颠覆。”

2016年以来，爱优腾除了版权大战外，开始大力发展自制内容以及IP的堆积。而视频平台动辄上亿的付费会员数，说明用户正在向线上转移。

欢喜传媒的成立就是基于对流媒体趋势的判断。项绍琨告诉36氪，2014年筹备成立欢喜公司的时候，他和其他合伙人就“意识到国内外电影行业的变化，看到了未来的趋势。” 他们看到国外的流媒体平台如Netflix、亚马逊Prime Prime Video发展不错，“那时候我们就判断很多内容以后都会搬到网上去。”

欢喜首映在2017年内测上线。2018年9月21日，贾樟柯导演的影片《江湖儿女》在全国院线上映，13天后，影片在欢喜首映平台上映，低于电影行业默认的一个月窗口期。2019年2月5日，《疯狂的外星人》在全国院线上映，3月7日上线欢喜首映app全网独家播放。“那时候市场才慢慢注意到（我们）。”

除了欢喜，还有很多具有优质内容制作能力的影视公司都想做“中国的Netflix”。光线传媒与奇虎360在2014年尝试过做自己的流媒体平台“先看”，不过没能成功；恒大和腾讯共同支持的恒腾网络收购了儒意影业，其旗下流媒体平台“南瓜电影”现已累计付费用户达841万人，单月增速达248万人，增长率高达170%。此外，人人视频、韩剧TV等平台也在不断积累自己的用户。

但能给传统院线电影行业造成冲击的，远不止有流媒体，可以取代电影的娱乐形式正变得越来越多。今年一季度，抖音日活数据峰值约7亿、平均值超6亿；而刚上市不久的快手，日活也有近3亿。

王乐乐说自己是“传统电影人”，不搞互联网那一套，但是他还是很看好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他觉得，现在人们的时间都很碎片，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观影，但却可以花十分钟看网大、网剧，事情来了就暂停，结束了再接着看，还可以在地铁上下班时候观看。

“现在还有什么在网上找不到的吗？”

王乐乐认为自己是爱折腾的冒险主义者。

当年，他凭乐器特招进的北京电影学院，后来改学影视管理。毕业后，王乐乐就一直在电影行业工作。他也倒腾过好多电影项目，有拍到一半导演去世的，有盘子都搭好了最后没拍成的，有花十几万买来的剧本最后砸在自己手里的，还有错失热门电影投资机会的。

其实，疫情期间并不是他第一次想要离开这个行业。入行多年的他，见证过观众观影热情高涨的时期，又感受到潮水的退去。

他还记得，2010年《阿凡达》上映时一票难求，“票价炒到200、300多一张。”在那个黄金时代，观众会为了一部电影排长长的队，最火爆的时候，人群从二楼排到外面马路。有的观众一大早先去影院买票，上完一天班后晚上再来看电影。还有的地方，影院缺人，就到肯德基麦当劳挖人。

“那时候觉得电影院会越来越好的。”

那一年，《阿凡达》在中国拿下了13.4亿元的票房，成为了中国第一部突破十亿票房的电影。同年，中国内地总票房突破100亿大关；中国银幕数量达到6223块，但美国有近四万块。

但中美差距在六年内就被追平了。2016年，中国银幕数达到近43,000块，正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银幕数最多的国家。

院线、房地产、电影公司们在那几年疯狂建影院。王乐乐也曾是其中一员。他那时在一家中小影投公司负责影院开发业务，一年365天有200多天都在外面跟项目，“所有人都在造影院，满世界造，只要是地都拿去造了。”但在流媒体时代，这些都是史前故事了。

他确实反感互联网，因为“搞得影院没钱赚了。”但他现在却不得不拥抱互联网。他想做一家多元化的影视公司，从互联网角度去建立的影视公司，将来也会做网剧和网大。

另一边，虽然一度与院线龃龉，但欢喜传媒在电影行业的创作和发行似乎并未受影响。

徐峥监制，孟美岐主演的电影《我心飞扬》宣布将于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上映。影片创作灵感源自中国冰雪健儿勇夺冬奥会首枚金牌的艰难历程，讲述了他们拼搏进取、为国争光的故事。

3月15日，欢喜传媒发布公告称，欢喜与华文映像就陈可辛电影《独自·上场》签订保底发行协议：保底方华文映像向欢喜最少支付保底发行代价6亿元，若该片实际票房超出约定之总票房金额，除以上提及之保底发行代价外，双方可就超出部分进行分成。

王乐乐刷到这条新闻笑了，“为什么又要保底，是不是不敢发呀，怕被抵制？”放下手机，他又开始为自己思考。

当年的选择正确么？想到每个差点要离开又没有离开的时刻，他抱怨，“信了邪了，又跑回去了。”

如今的自己，还在冒雨前进吗？

折腾，接着折腾！他想。“我总不能等别人来送伞吧。我只能冒雨前进。”

那天的酒局上，有个其他行业的朋友想要投资影院，他也没太劝阻人家。

“说了也没用，亏他也会进来，必须要走这个路。”

“与君共勉，”他发来一张剧照，图中是电影《功夫》的台词：“我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做电影，星期天电影院一个人都没有。”

截自电影《功夫》

（文中王乐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