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老佛爷的昏招

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在1900年6月21日，但战争的实际爆发却远早于这个时间。

1899年12月31日，卜克斯事件发生。1900年1月5日和11日，清朝廷连续两次明发上谕。特别是在11日的上谕中不点名地指责袁世凯“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山东局势的恶化“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

这道上谕极大地刺激了列强。他们认为，清政府此举意在暗中鼓励义和团民的活动。

此后，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逐渐从山东向直隶推进，局势也越来越混乱复杂。华洋、民教矛盾进一步激化，这让列强非常不满，也非常担心。

“用拳抗洋”与战争升级

列强在与清朝廷的周旋中愈发不耐烦，多股力量也开始慢慢汇集。以往因在华利益的不同尚有纷争，此时却不约而同走向联合。

1900年1月27日，英法德美4国公使发出联合照会，抗议清政府支持义和团、大刀会。这种多国联署照会的情况在当时绝无仅有。

而此时，列强驻华使团已经开始酝酿成立“公使联盟”，联合列强力量向清政府施压，镇压义和团。

3月2日，意大利加入，5国公使发出第二份联合照会，要求清政府在《京报》上正式发表上谕，宣布强力镇压义和团和大刀会。“五国公使同盟”实际形成，也叫“传教国同盟”。

其实，清政府在当时虽然首鼠两端，但对义和团的遏制和镇压并没停止，只是态度暧昧，有些左右摇摆、朝秦暮楚。

与此同时，沙俄、日本等国也加入进来。但因为俄日在华利益与另外6国有很大不同，两国本身也存在巨大纷争，使得俄日在这个联盟中的位置有些微妙。

“五国公使同盟”的抗议和要求遭到了清朝廷的拒绝。

3月14日，列强在华势力恨之入骨的原山东巡抚毓贤不仅没有受到“惩治”，还被任命为山西巡抚。这给列强以很大刺激，也使其态度发生骤然变化。他们开始对施压让清政府镇压义和团感到无望，而有了自行动手的念头，只是那时还非常谨慎。

五国公使威胁要联合派出海军到天津，但暂时还没有得到所在国政府的支持，清政府也不肯让步，所以那几天的对抗更多是在心理层面。

4月初，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愈发蓬勃。这不仅使清朝廷不安，开始恢复剿拳，美法德意四国政府也批准了各自驻华使团的请求，派出军舰到中国海域示威。很快就有外国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但是，清政府还是拒绝公开发布“禁拳”的上谕。

4月1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但调子与1月11日的如出一辙，再次重申：“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听其自便”，但也强调：“无得怀私逞忿，致启衅端，自干咎戾”。（见《西巡回銮始末》卷1）

5月12日，直隶涞水爆发教案。拳民攻击了教民，造成重大伤亡。涞水教案的发生使暂时趋于平静的局势骤然紧张。

5月21日，奉命前往“剿拳”的记名总兵杨福同被拳民杀死。义和团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的战斗力和严密组织性让清朝廷非常震惊。面对遍地拳民的局势，以武力镇压是否会适得其反，引发更大规模的变乱？“剿抚”的天平在摇摆，“用拳抗洋”的论调也猛然抬头。这成了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涞水教案也让列强公使得出一个结论：义和团的蓬勃发展是清政府在故意纵容，朝廷在利用拳民对抗自己。派军队到京师保卫教堂和使馆的议题正式提出了。

就在那几天，义和团在直隶频频发动大动作：破坏了芦台到保定间一大段铁路；以抗击洋兵为由占领了涿州城，那地方距离京师只有60多公里；建设中的卢汉铁路直隶北段100多公里沿线被焚烧；铁路沿线电线杆被拔起。

5月29日，丰台火车站被毁，京师与天津间的铁路运输一度中断。

当天，各国公使团向总理衙门提出，将从天津调卫队进入京师自卫。

5月31日，各国第一批卫队不顾直隶总督裕禄的劝阻，乘车向北京进发。派兵的有6个国家：英、美、法、意、俄、日，人数356。

6月4日，聂士成部与拳民在黄村发生冲突，官军大败。慈禧派员赴涿州对义和团首领进行了“宣谕”。至此，朝廷“用拳抗洋”的对策算是铁定了。

战争进一步升级已不可避免。

廊坊之战

6月10日，由英、法、美、德、俄、日、意、奥8国组成的联军从天津乘火车开始分批向京师进发，总人数有2000多人。

西摩尔

11日，大批义和团民开始涌入京师。

10日，联军在落垡因铁路被毁被迫暂停推进，开始边修路边北上。此期间，联军与义和团民发生交战，50多名只有冷兵器的拳民被马克沁重机枪和步枪杀死。

12日，联军推进到廊坊车站，车站及其以北的铁路已经被全部破坏。联军借助铁路继续北上已无可能。

14日下午，义和团民开始大举进攻困在廊坊车站的联军。手持大刀长矛的拳民作战异常英勇，“但都一排排地被机枪和步枪像割草一样打倒在地上”。而就在拳民与联军殊死搏斗时，“那些首领也树立了榜祥，在进攻中冲在前面，边唱边跳，装神弄鬼。”

义和团民在白天的进攻根本没有给联军联军造成伤亡，但他们在天黑后的袭击杀死了5名意大利士兵。

由于铁路和电线被毁，此时的联军既与天津断了联系，也没有京师那边洋人的讯息。加之出发时趾高气扬，只带了两天的补给，联军士气开始低落。

17日晚，草木皆兵的联军哨兵误击友军，致2死5伤。

6月18日，清军董福祥部开始与拳民协同作战。此战，联军死10人，重伤50多人。

19日，联军放弃北上和5列火车，开始突围向天津方向退却。

天津之战

6月初，已经有大量义和团民进入天津城极及其周边。至6月14日，拳民开始焚烧教堂。驻扎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和拳民成了朋友。

17日，联军海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当日清晨即占领了炮台。

很快，天津即陷入一片混乱，拳民开始毁坏官府衙舍，除了裕禄的总督府几乎没有安全的所在。很多地方官吏只得逃进总督府避难。

同时，洋兵也开始肆无忌惮地袭击义和团民和无辜平民。但至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拳民和清军还没开始进攻租界。

17日下午，裕禄指挥清军进攻紫竹林租界区，3万多拳民也加入了进攻的阵营。聂世成则在军粮城成功阻截住了从大沽前来增援的联军。

天津租界当时有外国守军2500多名，裕禄的进攻并不顺利。同时，回撤的西摩尔联军也已经接近天津。西摩尔联军虽然当时人困马乏，但还是牵制住了奉命堵截的聂世成主力，使得进攻紫竹林的兵力被分散。

19日，联军的增援开始陆续抵达大沽。至22日，联军突破清军军粮城防线，津沽线于25日被打通。面对联军大股增援，裕禄对紫竹林租界的进攻更加艰难。

27日，受裕禄征召，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率队6000人加入围攻紫竹林。

至6月30日，已有14000多联军援兵在大沽登陆；第二天，浙江提督马玉昆率领的部队也抵达天津。双方的战斗更加激烈。

但此时战争的天平已经重重地向联军方面倾斜了。

7月6日，联军援兵进抵天津城下，开始炮击天津城；9日，租界守军也主动出击与援军里应外合。当日，聂世成在作战中阵亡。

7月13日，天津清军突然开始对城内的义和团大开杀戒，几个小时之前的战友和朋友瞬间“反目”。

7月14日，裕禄率军放弃天津城北逃。当日中午，天津城沦陷。

京师之战

6月20日下午，清军开始联合义和团民进攻东交民巷，进攻部队是董福祥指挥的甘军、荣禄指挥的武卫中军。清军虽不停射击，但攻击强度并不大。

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当日，清军的进攻开始变得猛烈，奥匈帝国和荷兰公使馆着火。

旧日东交民巷

22日，意大利公使馆着火。

23日，清军试图焚毁英、俄、美使馆，没有成功。

此后两天，战斗继续。但并不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大。

当时，东交民巷的卫队只有451人，且缺乏重武器，数倍于洋兵的清军完全可以轻易得手，为什么一直拿不下来呢？

原因很简单，慈禧根本就没打算拿下东交民巷。她在观望天津方面的战况，裕禄的谎报捷音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慈禧，直接导致了21日的宣战。但就在22日，裕禄不得不向朝廷坦白了大沽炮台已经失陷的实情，这肯定使慈禧十分意外，也促使她进一步降低了对东交民巷攻击的烈度。

天津才是北京战局的标尺，如果天津大捷，她在和洋人下一步的周旋中将占尽先机；天津不利，对使馆“围而不真攻”，也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

6月25日下午4时后，忽然从皇宫内传出停火的命令。

同日，裕禄上了一道奏折。这个折子虽然仍不免有对战果的夸大，但裕禄在最末尾还是说了一句实话：“昨探闻塘沽一带，停泊各国兵舰十一只、鱼雷艇七只。倘再有大队洋兵续来，撑住实为不易。惟有请旨,迅饬马玉昆等援兵，星夜赴津协助，以资战守而免贻误。”

我分析，25日的突然停火极有可能与裕禄这道奏折有关。

25日夜，进攻恢复，但这可能正反映了慈禧当时左右为难的心境。从26日开始，清军对东交民巷的进攻开始变得颇具“戏剧效果”。清军射击的枪弹和炮弹依然猛烈，但射击角度都偏高，“绝大部分像冰雹一样的子弹飞得很高”。

而清军对东交民巷外的教堂的攻击，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

也就是在那几天，南方督抚，如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纷纷电请朝廷尽快罢手，见好就收，万万不可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慈禧这种半真半假的进攻无非有两个目的：持续但低烈度施压，迫使列强主动和解；实在不行，以列强方面的低伤亡为资本在求和时换取更大谅解。

京师就在这样断断续续的打打停停中苦捱着。

但老太太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了。这中间，清朝廷也曾数次主动服软，但列强根本不为所动。因为，随着天津全域的失陷，联军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对京师的总攻。

东南互保

就在清朝廷向洋人宣战之后，出现了一个让京师非常尴尬的事情——几位身居要冲之地的封疆大吏背着朝廷与洋人单独媾和，史称“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的盟主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直接参与者有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未加入，实际上暗中支持。

清廷在6月21日颁布宣战诏书的当天，即命令各地督抚招集义和团，抵御外侮。

赵凤昌

而最早提出“东南互保”构想的人是赵凤昌。所谓“东南互保”，就是抛开朝廷，单独与洋人协议，洋人军队不进入长江内地，在当地的洋商教士由地方督抚负责保护。上海租界的安全由洋人自负，华界的安全由华官负责。双方相安无事。

赵凤昌，江苏常州武进人，时任武昌电报局驻上海代表。他认为，如果当时北方的变乱蔓延到南方，将入万劫不复之地。于是在盛宣怀（时任候补四品京堂督办铁路总事务）幕僚何嗣焜的引荐下，将自己的构想向盛宣怀和盘托出。盛宣怀听到后在惊愕之余也认为此举虽然隐含奇险，但既有必要，也属可行。

6月24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了“东南互保”的整体构想。

最先对此做出反应的是刘坤一，他马上致电张之洞询问盛宣怀的设想是否可行，张之洞当天即回电表示赞同。刘坤一当即派人开始与列强驻沪领事当局谈判。

25日，李鸿章提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以此上谕是“矫诏”、“乱命”为由，拒不奉旨。

26日，《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商章程》9条（又称《东南保护约款》）议定，根据《东南保护约款》第二条，双方又议定《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10条。

最终参与“东南互保”的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江西、安徽）、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湖南）、两广总督李鸿章（广东、广西），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福建。福建地方当局单独与列强驻福州领事当局签署了内容相似的文件）和山东巡抚袁世凯（山东未设总督）。最终正式参与进来的省份包括了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山东8省。陕西巡抚端方和四川总督奎俊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在自己辖地实施的政策与“东南互保”相一致。

我个人认为，“东南互保”的谋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是有大识大量、大智大勇之人。当然，这仅代表我自己。

最终，“东南互保”的参与者中没人受到惩处。1901年12月8日朝廷上谕：“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均属卓著勋劳，自应同膺懋赏。”刘坤一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袁世凯加太子少保衔，已经去世的李鸿章再赐祭一坛，其子李经迈赏三四品京堂候补（见《清德宗实录》卷488）。

1900年8月初，联军大队开始向京师进发，清军连战连败。

8月6日，慈禧开始为“巡狩”筹划。

8月10日，联军进抵河西务，此地离京师不足40公里。

8月12日，联军攻陷通州。

8月14日清晨，联军攻入京师南城。同日，联军攻入京师内城。

8月15日，慈禧带光绪皇帝、“大阿哥”溥儁出逃……

康涛

2020年7月8日于北京无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