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人遇上蝗虫来袭，他们怎么办

传统中国是以农业文明著称，除了受到雨雪风霜等天候影响之外，生物活动也经常造成农业生产的危害，其中更是以蝗虫最广为人知，为害时间和空间范围也最巨。先秦古籍多称蝗虫为“螽”（蝗类的统称）或“蝝”（读音元，蝗的幼虫），到了战国时期才多称为“蝗”。《春秋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吕氏春秋 孟夏纪 四月纪》：“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指的是若在孟夏时节行春季政令，将使虫螟成灾。

除了现有的文献记载，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也可以一窥商人对蝗虫的记录。甲骨文的“秋”字本义与蝗虫密切相关，可能因为商代对秋季的蝗灾印象深刻。根据贞卜文字，商代蝗灾发生时间多集中在殷历的二月与六月，相当于夏历六月（公历的7月）与十月（公历的11月）。商人认为万物有灵，蝗虫自然不例外，便卜问殷历二月时，商邑是否会发生蝗灾，并于蝗灾发生时行燎祭，以十头牛为祭品，祈祷蝗虫勿食庄稼、才能使农作丰收。明代徐光启亦曾对春秋时期至元代记有月份的111次蝗灾做了统计，显示蝗灾发生较多的月份多集中在夏历六月。

据统计中国历朝历代均发生过蝗灾，秦汉时期平均8.8年发生一次，两宋时期为3.5年，元代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以受灾范围与受灾程度来说，均为世界之冠。昆虫学者陈家祥于1935年做的统计称，自公元前707至公元后1935年的2642年岁月里，中国有确实记录的蝗灾共计796次，平均3.3年就发生一次。

先秦时期对蝗害的防治手段是什么呢？由于商代崇信鬼神，从殷墟甲骨文的祭祀卜辞可得知，商王为消弭蝗灾，故多用祈禳，也就是祭祀神灵，如自然神：河（河神）、岳（山神）、土（社，土帝神）和“帝五玉臣”，加上祖先，如先公（上甲，商部落的第九任首领）、先王（祖乙，商代第十四任君主），以避免受到蝗灾侵害。除了消极的禳灾方法，商人的灭蝗手段还有网捕和火烧。学者杨升南认为：“秋字既与灾祸相连，就是蝗虫的蝗，当是可能的……从火，表示用火灭掉蝗……甲骨文秋字从火，正是商人灭蝗的方法之一。”以火驱赶蝗虫的方式在《诗经 小雅 大田》中也有记载：“既方既皁，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意即遵照田祖之神的启示，以炎火驱赶蝗虫之属、会残害庄嫁的“螟螣”。时至近代，河南等地民众遇蝗灾时，还会聚众捕打蝗虫，打下的蝗虫或挖坑深埋，或是放置于火堆中焚烧。

由于先秦时期科技发展水平仍然相当落后，商人除了占卜预测是否会发生蝗灾之外，也只能被动地祈求不要发生蝗害，以及在蝗虫过境时用火烧驱赶，最多只能网子捕捉蝗虫而已，并无太有效的防治蝗虫方法。

相较于殷商时期是从部落联盟到国家雏型的发展样貌，汉朝作为中国史上第一个实现统一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帝国，其文治武功都达到同时期的巅峰，并奠定了儒家文化为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不仅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以汉为名，汉语和汉字文化圈更深深影响后世的东亚诸国。但在如此强盛的大汉王朝背后，蝗虫却是一点都没有放过它。

汉代共计发生蝗螟灾68次，西汉有20次（螟2）、东汉为48次（螟6）。以时间分布来说，夏季发生蝗害的概率为61.2％，秋季是28.6％，已占到全年的八成以上。由于夏秋两季的温度和湿度，给蝗虫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上夏历五月和七月（约为公历6月、8月）分别是蝗虫的若虫发生之高峰期。在地理空间分布方面，因蝗虫生存于气候较为干旱的中国北方，河湖之地或沿海滩涂等“大泽之涯”是其滋生越冬的理想环境，况且蝗虫以旱作禾本科植物（如玉米、高粱、小麦）为主食，所以汉代蝗灾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即今日的山东、河南、陕西、河北、山西等省份，最远至甘肃敦煌，但在长江以南地区绝少发生。

东汉的196年中，明确记载有蝗灾的年份为38次，约占总年份的19.3％，意即平均每5年发生一次。相比其他朝代，魏晋南北朝蝗灾平均11年发生一次，唐代蝗灾平均为8.5年一次，东汉蝗灾在唐以前发生频率不可谓之不低。

至于蝗灾对汉代的人们有什么影响呢？

既然蝗虫过境造成饿莩千里，更使得东汉末年曹操与吕布的战争因此鸣金收兵。史书《三国志 魏书 张邈传》有载：“太祖引军还，与布战于濮阳，太祖军不利，相持百余日。是时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布东屯山阳。”《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亦载：“兴平元年……夏，……太祖乃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三国志》称，东汉兴平元年（194），名士张邈与陈宫趁曹操东征徐州牧陶谦报杀父之仇时，以留屯东郡（今河南省濮阳市与山东省聊城市一带）的军队迎接吕布为兖州牧，占据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两军对垒百余天后，竟然是因为该年降雨少，蝗灾大起导致粮食歉收，百姓都以人肉为食，双方这回合的较量就以军粮不足而退兵。

北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将曹吕之战的背景记载得更详细：“（兴平元年）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该年七月，即194年5月8日至9月2日），谷一斛值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帝（汉献帝刘协，181─234年）令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贫人作糜（浓稠的稀饭），饿死者如故。”当时粮食的价格高达一斛（约15.63公斤）50万钱，折合黄金就是50斤（12.5公斤），简直贵得离谱！连京师长安都出现“人相食”的惨剧，更何况是地方。

东汉末年战乱天灾不断，朝廷对蝗灾早已有心无力。汉桓帝永兴元年秋七月（公元153年8月8日至9月5日）：“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此处的“赈给乏绝”，指的是朝廷无法拨下赈灾物资或粮食；永兴二年六月（154年6月29日至7月27日）则有“京师蝗”的记载。面对连续两年的蝗灾，桓帝也只能下诏让受灾的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汉献帝虽以太仓米豆赈济灾民，但结果却是“饿死者如故”。既然当时的国家机器对蝗灾已然是束手无策，昔日巍巍大汉帝国，就在蝗虫一次次的肆虐下，敲响了丧钟。

魏晋南北朝369年间（公元220─589年）发生蝗灾43次，占总年数的11.65％，也就是平均每9年才发生一次，已经比东汉平均5年发生一次蝗灾更加趋缓。尽管蝗灾频发次数降低，为了处理蝗灾，北方的前秦、北齐政权仍旧伤透脑筋。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东晋太元七年），幽州（今北京市、河北省北部）发生蝗灾、绵延千里，前秦符坚派散骑常侍刘兰前往征发民众捕蝗，但几个月之后成效不彰，有人参奏刘兰捕蝗不力应治罪，符坚却称：“灾降于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兰荷罪乎？”北齐天保九年（558）夏季大旱，造成“山东大蝗，差夫役捕坑之”。北齐文宣帝高洋祈雨而不得，一怒之下甚至下令拆毁位于北齐都城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的西门豹祠、并挖开他的坟墓（毁西门豹祠、掘其冢）以泄愤。

西门豹为战国时代魏国水利专家，被魏文侯任命出任邺令后投巫于河，破除了“河伯娶妻”的迷信，并修筑灌溉水渠，造福于民。“西门豹治邺”的功绩还被司马迁记载于《史记 滑稽列传》中，岂料千年之后一次干旱少雨引发的蝗灾，竟惨遭毁祠掘墓，西门豹何其辜哉？

虽然南北朝时期皆有以人力灭蝗举措，但到了唐代却阻力重重。唐玄宗开元四年（716）有蝗灾，当时民众相当迷信，畏蝗虫如神：“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黄门监卢怀慎提出“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汴州刺史倪若水也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唐玄宗也曾一度质问中书令姚崇：“蝗，天灾也。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时代稍晚的诗人白居易在其《捕蝗》诗中也称：“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

可见当时上至皇帝、下至部分官员，都认为蝗灾乃因“帝王失德”，经过“天人感应”后的降灾，加上唐代佛教思想开始兴盛，也许受此影响的官员也相信杀虫会造杀业过多，便极力劝阻。所幸姚崇视蝗灾为自然灾害，主张利用蝗虫的趋光性，先设火召集，然后焚烧掩埋（焚瘗灭蝗。瘗，音亦，掩埋）。终使原本态度游移不定的唐玄宗下定决心，下达《捕蝗诏》，才使蝗灾受到控制。

除了人力捕蝗这种最原始的除蝗办法，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蝗灾好发季节─多发于夏、秋两季，所以东晋太兴元年（318）发生蝗灾时，晋元帝司马睿下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泛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后晚。”这种作法也就是秋季播种、来年夏季收获，避开蝗虫容易生长的季节，以减少农作损失。

此外，成书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更记载了如何改良土质，以防蝗虫生长的方法：

又取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羊矢各等分，挠。令洞洞如稠粥。先种二十日时，以溲种如麦饭状。常天旱燥时溲之，立干；薄布数挠，令易干。明日复溲。天阴雨则勿溲。六七溲而止。辄曝，谨藏，勿令复湿。至可种时，以余汁溲而种之，则禾稼不蝗虫。

除了上述积极防治蝗虫的办法，到了中唐时期，人们还想出“吃蝗虫”的点子。像是《唐会要》、《旧唐书》、《新唐书》有载：“百姓捕之，蒸、暴，扬去足翅而食之”、“ 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等到“食蝗”的想法出现，意味着唐人受烽火连天的战乱、旱蝗交替出现等天灾所苦已久，才愿打破迷信、“敢为天下先”吃蝗虫，实为大胆且无奈的尝试。